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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①盛唐钱币的购买力
当时币值很高，米价在贞观三、四年（公元629、630年）的时候，是每石三四十钱，而且连年丰稔。八、九年的时候，每石四五十钱。十五年每石二十钱，十六年全国平均每斗五钱，最便宜的地方是每斗三钱。至于绢帛，在唐初多用作计算标准，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因米价尚贵，一匹绢只换得一斗米，后来因米价跌，在贞观五、六年以后的几年间，每匹绢能换得十几石粟。
太宗晚年，对外渐多用兵，到高宗时更频繁了。不停的战争，使人民的负担加重，结果私铸盛行。私铸必然会减重，否则无利可图。因此有大批的恶钱在民间流通。不过一般地说来，直到高宗麟德年间，铜钱的购买力还是高。每遇丰年，米价还能跌到五十钱一石。例如永徽五年洛州粟米每石二十五钱，秔米一百一十钱。麟德二年和三年，米价都跌到五十钱一石。
史书载开元初米价低到每斗三钱。十三年（公元725年）前后，因累年丰稔，东都米斗十三钱，青齐间谷每斗五钱，以后两京米价每斗总不到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十六年和二十五年当局还怕谷贱伤农。二十八年又因“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也怕麦贱伤农。这是李唐第二个盛世。正是杜甫所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的时代。天宝初，私铸减少，钱形完好。海内富实，米价每斗十三钱，青齐之间，每斗只三钱，绢价每匹不过两百。十一载政府曾用几十万贯好钱来收回私钱，商旅反觉得不便，可见当时生产和交易之盛与通货数量需要之多。当时铸钱数目也大有增加，开元以前，官炉所铸，每年平均恐怕不过十万贯，开元年间有增加，但到天宝年间才大兴铸炉，甚至征调农民来铸钱。当时全国共有九十九炉，每年共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盛唐物价之所以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国内太平，生产增加；第二是钱币数量不够。武德四年废用五铢，其他许多杂色钱币自然都不许流通，流通主要靠开元钱，如何来得及供应？这种情况在中国货币史上是少有的。只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废止过去的钱币，专用半两。但那时可用大型的刀布来改铸比较轻小的半两，在钱币的供应上，问题还不大。而且当时的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还不怎样发达。到了唐代，生产和商品流通应有进一步的发展，而钱币却靠用一些轻小的私钱如线环等来改铸比较大的开元钱。当时汉五铢早被销镕改铸，或经过剪凿，完整的多被埋藏，所以要用几枚旧钱才能改铸一枚开元钱，在钱币的供应上，自然感到紧张。唐代实物经济所占成分之大正由于此，物价之低，也同这点有关系。
②安史之乱与通货贬值
玄宗晚年，渐趋奢侈，每年租钱虽收得二百多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另有绵和布；但岁出常超过岁入。只因多年的积聚，所以仍是府库盈溢。天宝八载还邀引百官到左藏库去参观，以炫耀他的钱币之多。有人说安禄山之反，就是垂涎明皇的财富。
通货贬值的结果，发生许多应有特有的现象，第一是官吏货币所得的增加。依据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敕令，一品官月俸等项收入只有六七十贯[4]，大历中权臣月俸有到九千贯的，各郡刺史，都是千贯，郭子仪每年的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还不在内。第二是税收增加：例如盐利收入，肃宗初年每年仅六十万贯，晚年超过十倍，据说人民无厌苦。史家多归功于刘晏的转运政策。其实是因为通货贬值。货币价值减低了，数量必须增加。
然而一般情况，通货贬值时，待遇的提高，总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程度。因为战时生产减少，物资缺乏，加剧了货币购买力减低的程度。可是劳动人民和职员等不得不出卖其劳力，所以一般人民的生计艰难。奸人则乘机取巧，增加贪污贿赂的事。意志薄弱的人有时难免屈服于金钱的诱惑。有些官吏为生活所迫，要求调到乡下去不准，甚至故意犯过，以求外贬。这样使整个吏治都受到很坏的影响。
至于物价上涨的程度，却没有详细确实的记载。文献中的记录，多是特殊的物价，例如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一斗卖到四五十贯。乾元元年和二年邺城的安庆绪被围，一斗米卖到七十多贯。这些都是同货币没有关系的。乾元大钱发行后的反响便是米价涨到七千文一斗，不过这也是指人心最动摇的时候，后来大概慢慢平复了些。上元初京师旱灾，斗米也不过数千。乾元三年米价在饥旱之下，也不过八百文到一千五百文一斗。在取消大钱之后，物价大概更有回跌，因为代宗初年（公元763—764年），即在灾荒之下，一斗米也不过涨到一千钱，最高到过一千四百。至于当时的正常价格，当然还要更低。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政府考进士，元结出一个题目问：为什么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还算贵，近年估钱五百还算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算贵，近年估钱二千还算便宜？可见粟价在永泰二年前后比战前只上涨约一倍，而帛价则涨成四倍以上。杜甫《忆昔》诗中的“岂闻一绢直万钱？”大概是指绢价最高的时候。
大历二年，安史的余党已渐剿平，但币值仍旧没有恢复。郭子仪自河中来朝，代宗只赐罗锦二百匹，不赐钱，大概因为铜钱的购买力很低。元载、王缙等四人欢宴，每人出钱至三十万。田神功一宴花费了一亿。这种宴会显然有庆祝胜利的意味，其实前面困难还很多：第一吐蕃还是不断地向唐朝找麻烦，第二回纥因为帮助唐室收回西京，唐室答应每年向他们购买十万匹马，每匹价格是四十匹绢，这是一种很重的负担，也是以后绢价所以贵的原因。当时绢价要四千钱一匹，这比万钱一匹的价格已低得多，但比起战前来，还是要高许多倍。在大历年间稍有灾荒，米价便要涨到八百钱千钱一斗。
③贞元元和间的通货回缩
李唐自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以后，发生一次通货紧缩的现象，前后闹了六七十年。这次紧缩是中国货币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严重性可以同南齐的一次相比。但严格地讲起来，只能说是回缩。因为缩到最低点的时候，物价还是高于开元、天宝时的水平。
回缩的原因，可以分析成四种：第一是自然的调整。因为在通货贬值之后，人民对货币失去信心，使货币购买力下跌的程度超过减重的程度，使铜钱的市价低于它的币材价值，而发生私销的现象。例如武则天的长寿、延载年间，武三思建议在长安定鼎门内铸八角形的铜柱，名为大周万国述德天枢，以纪念武则天的功德，征用铜五十多万斤，大部分靠销镕铜钱，毁钱当近一万万枚。后来开元年间下令毁天枢，销镕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这还是战前的事。代宗时，因各种大小钱都平价流通，于是分量重的乾元和重轮两种钱都被人销镕为器。此外销钱铸佛像的事也很盛行，代宗时五台山的金阁寺，铸铜为瓦，销钱无数。这样使通货数量减少，购买力也就慢慢提高了。
第二是铸钱的减少。开元中，国内铸钱七十几炉，每年盈百万，天宝十一载时每年铸钱总数为三十二万七千缗，如以当时人口计算，每人占六文。但宪宗时（公元806—820年）全国只铸造十三万五千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还不及十万缗。
第三是用钱区域的推广。杨于陵说：在“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但大历以后，都用铜钱。此外还加上铜钱的输往外国。唐代国势隆盛，贸易发达，商贾所至，铜钱流布，远到波斯湾的西拉夫也有中国铜钱。日本也输入中国铜钱。当时日本同中国接触频繁，在睿宗元年即迁都奈良之前两年，已开始铸钱[5]，形式与中国的开元钱相似，可见中国钱必早已流入日本。不过当时日本自己铸钱，所以中国钱流去的数量大概不多。
第四是租税政策。安史乱后的苛捐杂税，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先例。历任宰臣如杨炎、赵赞等，全副心力，都是用在租税政策上。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全国税收是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较贞观初增加六七倍。以当时人口计算，每户占四贯二百二十二文，负担不算不重。但因李希烈等起事想推翻政府，每月军费百多万贯，帑廩不够支持几个月，于是赵赞等除向富商僦柜勒借外，又征收所谓间架税（即房屋税）和除陌税（即交易税），由百分之二增为百分之五，此外又征商货税也即货物税，按值抽百分之二，对竹木茶漆则抽百分之十。而因办事人员舞弊和没有效率，全国怨黩，李希烈军就是以不税间架除陌来争取人心。
两税法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租税货币化：一次是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另一次就是中唐的两税法。算赋、口赋和算缗使全国人民都有用钱的必要，对于货币流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税法使各种税收货币化，本来也应当可以推动货币流通，然而在效果上同西汉的措施不一样。西汉的算赋，有货币数量的增加来相配合，产生了应有的结果；中唐的两税法，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本来自代宗时各种铜钱平价流通以后，分量重的乾元钱和重轮钱多被销镕为器，或造成佛像，通货数量已有减少的倾向；实行两税法后，人人要用钱来纳税，而政府把钱收进去之后，不大投放出来，同时富家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形势，大家竞相窖藏，于是骤然感到紧缩。
晚唐五代是货币经济衰退、实物经济再次盛行的一个时期。两税法的推行不但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反而可能加重。因为两税法使对于支付手段的需要增加了，而货币数量没有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结果支付周转中有更大一部分不得不使用实物，实际上长庆元年起，两税都用布、丝、纩等缴纳，只盐酒课用钱，那是后话。陆贽和白居易等人正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反对两税的。虽然白居易对两税的执行上的偏差也提出了批评，但主要是从货币方面着想的。陆贽说粟帛可由人民自己生产，但钱币非官铸不可，人民无法取得足够的钱来纳税。白居易也说农民为了取得铜钱不得不低价出卖粮食或借高利贷。
④晚唐五代的币值
贞元、元和间的一次通货紧缩，在晚唐一度有所缓和，这就是武宗会昌年间的一次币制改革所带来的。引起这次币制改革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贞元、元和以来的钱币缺乏。使得许多支付都用绢帛。武宗犒赏石雄，用帛七匹。军饷也用绢匹。刘镇在山东征商税，都照绢匹计算。这些都是钱币缺乏的结果。第二是军费开支的增加。会昌年间对外同回鹘和吐蕃有战争，对内有昭义（刘稹）和太原（杨弁）之变。没有一年平靖。第三是当局反佛教的政策。宰相李德裕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有僧道两派，武宗信神仙，有道士向他说佛寺的坏话，所以矛头专对佛寺。当时佛寺也的确比道观更加浪费。自南北朝以来，中国的黄金和铜，用于佛寺方面的，不可胜计。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实行并省全国佛寺，佛寺被毁的有四千六百多处，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招提兰若被毁的有四万多处。这一措施有三重意义：其一，寺中的铜像、钟、罄，都用来铸钱，金银用来充裕国库。其二，还俗的僧尼，成了征税的对象，而且可以增加生产。其三，拆毁的招提兰若可以增加膏腴上田几千万
由于钱币的区域性以及质量高下不一，因而有些商人从江南带来铅锡钱，到北方收换好铜钱。宋代币制的地方割据性，就是这时代的遗产。
因为铜钱少，所以除绢帛外，白银的使用更加普遍了。白银几乎取得黄金在秦汉时的地位，赎罪、贿赂、日用、租税、贡奉等都有用白银的例子。因为白银虽然还没有普遍地取得十足货币的地位，但在这种币制混乱的时代，作为保存价值是一种很好的工具。譬如在南唐因通货贬值，物价上涨，缣一匹约卖铁钱三十贯，白银一两二十五贯。所以用白银计算的物价，并不太高，一匹缣只值白银一两二钱。
⑤唐代物价小结
通观唐代货币的购买力，如果以米价为标准，自然是以安史乱前为最高。在7世纪中，尤其是30年代和40年代，米价最便宜。下半世纪除了永淳元年一年以外，也没有很高的米价。就已有的米价记录来平均，贞观年间，也即7世纪前半的后二十五年的米价，只要三十六个钱一石，7世纪后半也只要六十一个钱一石。但这些是特别丰收时的价格。正常价格在贞观年间我们可以假定一百文一石，或每公石一百六十文。7世纪后半为一百五十文，或每公石二百五十二文。8世纪前半每石以两百钱计算，每公石三百三十六文。
安史乱后，物价水平大为提高。8世纪后半，米价记录非常高，同盛唐相反，是特别凶年甚至是围城时的价格。平常米价要两三千文一石，五十年平均每石要一千零六文，每公石一千六百九十二文。9世纪前半正是通货紧缩最严重的时候，就已有的记录来平均，每石只要六百文，每公石约合一千文，约合黄金六公分，或白银三十三公分。9世纪后半没有米价资料，大概没有大的涨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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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20 13:4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