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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引言
焚香在宋代是士人精神层面的修身,是程朱理学形成过程中儒学吸收佛家修行方式的印记,是构成宋代美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佛、道祭祀供香在北宋逐渐被士人用于鼻观悟道的禅修,并在程朱理学语境下逐渐演化为修身之香。
一、悠久香文化,宋代尤为重
香文化在我国晋唐时期崛起,至两宋达到高峰,并在明清时期随着天理层面的抽离、文人修身方式的改变而广泛进入日常生活。香文化的唐宋之变,是社会和观念互动系统演变的结果。唐代观念的二元结构中,玄佛思想和儒学思想分属不同层面。从中晚唐到宋元,儒学对玄学和佛学的消化吸收是唐宋之际用香方式转变、香学崛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两宋用香与修身的关系展现着香文化的变迁,呈现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文化融合的发生过程。以佛、道用香演变为程朱理学语境下的鼻观修身之香,阐明宋代士人焚香与中国山水画的内在联系,证明香在两宋是精神层面修身养性的心灵体验,是心性论佛学传播中的物质媒介,是程朱理学形成过程中儒学吸收佛家修行方法的印记,是与中国山水画崛起与发展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构成宋代美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国用香历史悠久,但宋以前对于香气的文字性书写并不多。但从北宋开始,香气作为一种嗅觉感受,成为书写的对象,大量出现在诗词中,赋予花卉和香药精神品格和嗅觉审美意趣。并且北宋出现《香谱》类书籍,正式记录合香的方子、香的历史和相关文化。下面将以此为切入点,从两宋焚香与器物装饰之美学,宋代合香香谱与格物致知之间的关系,士人鼻观香参、冥想修身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方面展开。
二、佛教与香深度融合,焚香器物尽显魅力
宋朝时期玄学盛行,生活的最高原则是顺从本性的“自然&#34;精神,对玄冥之境的追求使得士大夫个体精神得到解放,萌发了宋代文人的艺术精神。 此时士大夫普遍放浪形骸,看似生活堕落、奢靡为荣,熏香剃面之风盛行,实则以香修仙,表明自己的精神追求。
随着佛教深入人心,香也用于礼佛。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寺院修建,佛教在中原传播,沉香、旃檀香、乳香、丁香等香药大量用于佛前供香。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沉香香山子,每块沉香均用金线描绘出山峦脉络,峰峦叠嶂,寓意须弥山。地宫出土物证实了香山子是礼佛的供品。
《随真身衣物帐》记载:“乳头香山二枚, 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沉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
宋人将沉香制成香山子与卧游的观念相关。宗炳在《画山水序》开篇讲:“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圣人和贤者都要修身,山水“质有而灵趣”,游山玩水有修身意义。但“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观&#34; ,所以“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宗炳提出“卧以游之”,用观想山水的方式来替代实地游玩的修身。而后,玄学的游山玩水修身与佛教的冥想修身相结合,体现在书画艺术上是山水画,体现在器物上是香山子。有的沉香香山子,看似是簪缨之族的豪奢装饰,实则是供佛的珍品。
随着佛教经典的传播,宋代文人通过玄学走入玄冥之界的观想,再到空的境界,是大乘佛学能被中国文化吸收、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史背景。玄学以无、无名、无为作为最高美德,是精神追求的目标。宋代文人对无的境界追求,很容易用无的观念去亲和印度大乘佛教中空的思想。而稍晚出现的《大乘起信论》,标志着宋代文人对香文化的理解与追求已经不再满足于无、空,而将终极落脚处放在心性方面。
佛教香文化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经典,其中“一心开二门”的观念在士大夫阶层开始传播,并影响了整个东亚。“一心” 是指如来藏心, 是宇宙万有的本体,众生与佛同具此心。“二门” 一者是真如门,可以进入解脱、修成正果,其本质是不生不灭;二者是生灭门,由此跌入滚滚红尘,六道轮回,其本质是空、无。后来的焚香文化与顿悟的心性修炼相关,这也成为两宋禅宗盛行时期士大夫焚香修身的基础。玄学与佛学融合,佛前供香的方式发生改变,从最初的涂香、撒香、供香转为焚香。
另外,在敦煌壁画中,依然可以追寻香文化的踪迹。佛前出现大型的熏烧座炉,炉中焚烧的是用香粉脱模制成的香印。均可以见到一座炉二宝子的供奉形式;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的漆金莲花造型的佛前座炉的底座,底座由承盘和三层莲花座组成。在此器底部留着“香印座”的墨迹。
宋代《朝元仙仗图》中守净玉女手中所捧座炉也是此类。佛前座炉原型是摩尼宝珠,在北周、西魏、隋代的佛龛壁画中多处可见。如莫高窟397窟南壁下部,两尊供养菩萨手持鹊尾行炉,中间等身大小的由莲花托起的内盛摩尼宝珠的容器,与唐以后的经变画中的佛前座炉相似。
宋代主要礼佛香炉是手持式的鹊尾行炉。莫高窟314窟西壁维摩诘经变,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座下两比丘正持鹊尾行炉礼佛,香几上放有装香料的宝子;莫高窟328窟佛龛南侧,绘有供养菩萨手持鹊尾香炉礼佛,甬道南壁供养人手持鹊尾炉礼佛。从出土文物来看长柄鹊尾行炉均为寺塔地宫出土,由此可以证明此类香炉的佛教意涵。
程炎子《次郡太守刘朔斋秋晚谒谢眺亭小饮三首》其三:“ 鹊炉火慢熏龙脑,蟹眼汤新沦凤团。” 此处写香炉中熏着龙脑香,茶釜中水开了煮龙凤团茶,表现了宋人焚香煮茶的燕居日常。元代倪瓒在 《清閎阁全集》中《正月廿六日漫题》有“睡起香销金鹊尾”一说, 由此可见到了宋元鹊尾行炉从礼佛用具渐渐转为日用。
两宋是香史的高峰,焚香由充满仪式感的礼佛延伸至日常生活,出现了以瓷器仿青铜器形的鬲式炉、簋式炉等适合日用的香炉,熏香的方法也更精致多样。香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紧密相连,燕居焚香成为士人的生活方式。香药已从最初医药养生、妇女粉泽之日常功用,发展至士人对嗅觉审美的追求,出现了“更将花谱通香谱&#34; 的诗词新风尚,香气作为一种嗅觉感受,被赋予精神品格。
宋代格致之学勃兴,士大夫焚香并制香,合香的香方流传并出现了谱录类的《香谱》。儒、释、道的融合,佛学静坐冥想的方法被宋儒纳入理学的修身体系,香引发的鼻观在修身中发挥着“明心见性”的媒介作用。宋代文人焚香已经走向“以养鼻通神观”的境界。
三、宋代焚香兴起,文人尽显雅趣
两宋焚香的主要方式是隔火熏香和印香,文房多用隔火熏香,日用多为印香。印香源于唐代的佛前焚香,至北宋印香开始用于民间。
《香乘》 卷二十二中记载:“ 熙宁癸丑岁大旱,夏秋愆雨,井泉枯竭,民用艰饮,时待次梅溪,始作百刻香印以准昏晓,又增置五夜香刻如左。” 前人用水漏计时,到了宋神宗熙宁六年有了“百刻香印”,利用印模,将香粉压出一盘图案,香粉燃烧便可计算时间,将十二时辰分成一百刻度,一印烧完便是一天一夜。根据节气变化又发展出“五更印刻”,印的木范以坚木为之,山梨为上,樟楠次之。
到了南宋临安盛行以象牙、乌木、花梨等雕之,图案也发展出福、禄、寿字以及祥云、梅花等吉祥图案。苏轼写有《印香》一诗,是弟弟子由生日的时候,将诗同檀香观音像、新合印香和银纂盘一同作为生日寿礼。 到了南宋,都城临安出现以鸣锣替代吆喝的职业香印者,且资善堂印香之方通于民间。由此可见佛前印香在南宋年间融入日常生活。
对比北宋张择端版和明代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印香到了明代已经被盘香、线香取代。北宋版《清明上河图》中有两处香铺,一处位于汴京最繁华的酒楼门前,卖香炉香具,另一处门前挂着“刘家上色沉檀拣(炼)香”的招牌卖香药。其中的炼香,就是北宋士大夫隔火熏香常用的香药,通常以炼蜜调和多种香药粉末做成芡实大小的丸子,窖藏阴干后燕之。
明代版《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两处香的特写,一处为文人书房,案头放着香炉和箸瓶,另一处是香药铺招牌上写着“上料八百高香”店铺屋顶上晒着新做的盘香和线香。由此可见明代已经使用方便的盘香、线香,取代了宋代日用的印香。
燕居焚香是宋代士人的生活方式。宋以前焚香作为描绘情景的点缀偶尔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齐梁宫体诗、花间词以及晚唐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等人诗词作品中可见,但焚香本身并未成为审美的对象。
自北宋始,士人通过焚香呈现文人生活的雅致情趣,描绘焚香营造的悠悠禅境,并使焚香制香与诗文书画创作融为一体。以黄庭坚的诗作为例,其中的焚香场景常常与寺院或书斋紧密相关。
比如《二月二日晓梦会于庐陵西斋作寄陈适用》中:“燕寝着炉香, 揞揞闲窗闼。” 《题觉海寺》曰:“炉烟滔滔水沉肥, 水绕禅床竹溪。”《丁巳宿宝石寺》曰:“钟磐秋山静, 炉香沉水寒。” 《题太和南塔寺壁》曰: “熏炉茶鼎暂来同,寒日鸦啼柿叶风。”并在《贾天锡惠宝熏以“兵卫森画戟燕寝数清香”十诗赠之》之第五首中道:“天资喜文事, 如我有香癖。”诗人自称有“香癖”,将焚香纳入其文事活动之中。
宋代士人品香多用埋碳隔火熏香,燕之而无杂烟,能嗅到香药本真的气味。隔火熏香的方法唐代就有,在宋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李商隐在《烧香曲》中曾写: “八蚕茧绵小分炷,兽焰微红隔云母。”此处描写了狻猊香炉中香灰埋着烧红的香炭,上置云母薄片,香药置于云母之上,隔火熏香的情境。两宋士人对焚香提出了环境要求,由此逐渐形成了香气品鉴的雅俗标准。
宋代香气品鉴还注重清气,海南沉香因有清香被认为是沉香中的上品。范成大写道:“大抵海南香,气皆清淑。”又有赵汝适写道:“ 海南亦出沉香,其气清而长。”更有赵希鹄《洞天清录》中写海南香:“ 其香绝尘境,而助清逸之兴。”
北宋嗅觉审美兴起。宋以前诗词中对香草的吟咏偏重视觉描写,香气的描述通常用抽象词汇,关于气味的书写并不多。从北宋开始以嗅觉为审美经验的文学表达不断涌现。嗅觉审美是审美主体依靠审美通感的功能对艺术境界的神韵气味所作的嗅觉审美判断。
结语
在宋代,香成为士大夫修身的媒介之物,这不仅是国家、宗教和士人共同的需要,也是两宋香事兴盛是国际贸易、市场税收、经济循环的结果。燕居焚香成为宋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香成为文房清供。又因格致之学勃兴,士人合香、制香、格香,各类《香谱》涌现。
参考文献
《楚辞》
《尚书》
《全宋诗》
《四库全书》
《陈氏香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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