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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①两晋的币值
两晋是货币经济相对衰退的一个时期，这可以从几方面看出来。第一，在铜钱赐予的数目（见表如下图）上可以知道。古时没有银行，货币的发行，主要是通过官吏的俸给和政府的开支如赏赐等。晋代的俸禄完全用实物，包括粮食和衣料。赏赐也多用实物。西汉赐予是用黄金和铜钱；东汉以钱为主，金帛为副；但在两晋，一切赏赐，都以谷帛为主，以钱为副，完全不用黄金。西汉虽以赐金为主，但赐钱的数目仍多于东汉，两晋更不能比了。
本表的数字仅包括《前汉书》《后汉书》《晋书》中有明确数字的赏赐。救济性的赏赐，因无确数，没有列入。西汉的赐金，有时是付钱，所以表中西汉的数字要低于实际的数字。又西汉不包括王莽。 晋代赐钱总额中，有一亿零二百万是简文帝赐给桓温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其他各帝的赏赐额非常小。
第二，从救济的内容来看，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倾向。西汉时救济是用钱币，而且数目相当大。如景帝对于移往阳陵的人赐钱二十万。武帝对于迁往茂陵的人也每家给钱二十万。而且巡游一次，所过的地方，每家赏钱五千。哀帝和平帝对于灾后的死者也各赏二千到五千。这种情形在东汉还有，尤其是在安帝和顺帝的时候。但到了两晋便没有了。两晋的赈济，完全是用米谷，少则两斛，多则五斛。只有惠帝时两次用布，每人三匹。这些米布折合起铜钱来，最多不过一千。
第三，从墓葬的出土物也可以看出晋代钱币数量不多。近代发掘的汉墓，几乎都有钱币，连偏远的东北和蒙古也不例外；特别是东汉和三国的墓，每墓至少总有几枚、几十枚，甚至几百枚，多的到几千枚。没有钱币的汉墓毋宁说是例外。晋墓就和这相反，没有钱币伴葬的要占多数，即使有钱币，数量也很少，每墓只有三两枚。
东晋虽然没有铸造大额货币，但可能实行过小规模的贬值。沈郎五铢便是一种减重行为。如果女钱、稚钱、对文钱是东晋时铸的，那也是一种减重。不过这些都是私铸或私人的剪凿，不能归咎当局。
两晋的物价自然比不上西汉文景时那样低廉。在两晋那种动乱的时代，较高的物价是难以避免的。就是连货币经济最衰退的北方也是难免的。在石勒的治下，物价就是很高的，例如绢价，中绢一匹，官价一千二百，市价要四千，等于东汉的十倍。司马氏的治下，在饥荒的时候，或在战争的时候，米价常常要一万钱一石，如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关中米斛万钱。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也相同。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因战争，公私穷踧，米石万钱。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百姓饥俭，米斛万钱。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襄国大饥，谷二升值银一斤，肉一斤值银一两。四年京师大饥，米斗金二两。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台城被围攻，米斗万钱。咸康元年（公元335年）会稽余姚大旱，米斗五百。当然，这些都是特殊物价，不足为凭。
两晋的正常物价，没有什么资料。西晋初，户调有以钱代米的办法。“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从这里也很难推算出当时的米价来。如果所谓远者和极远者负担相等，而每户以五人计，则五斗米的价格是一百四十文，每石是二百八十文。但也许户调随着路程的遥远而递减，所以这种推算是不可靠的。《夏侯阳算经》提到三种米价，即每斗一百二十文、一百三十文和一百三十五文。这三种米价差不多，应当可以看作是正常的价格。一般认为夏侯阳是晋人，那么，晋代的正常米价每石要一千三百文上下。晋石若以合二公斗零二三计，则每公石米应合得六千四百二十六文。比两汉的正常米价要高得多。但如果考虑到钱币的重量，也许不算十分贵，当时可能是以所谓沈郎钱或其他类似的轻钱为计价和支付的标准，甚至可能以大钱当几来计算。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一石米值布一匹。当时布价多少钱一匹，不得而知。如果把《夏侯阳算经》中的物价看作晋代的物价，那么，一匹布的价钱为一千二百文到一千七百文。正好和上面的米价相符。另外还有几种绢价，但高低相差很大：最低为每匹一千一百文，其次为一千七百文，高的有三千五百文和三千八百七十文，最高的到四千三百六十文以上。大概由于质量的不同。石勒治下的绢价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且官价和市价相差两三倍。
②宋齐币值的变动
南朝的时间，虽然比两晋长不了多少，但是在币值上，有更多更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反映了当时政局的不安定。
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还兴师北伐，起初收回了一些失地，后来北魏反攻，宋军失利，府库空虚。四铢钱就是这时候铸造的。四铢钱的铸造至少在名目上是减重的开始。因为当时流通的是五铢钱。也许还有孙吴的大泉和蜀汉的直百五铢以及太平百钱等。不过在实质上，还不能看作减重，因为当时流通的五铢，多是东晋的五铢，如沈郎钱、稚钱、对文、女钱等，重量还不到四铢。刘宋的铸造四铢钱，应当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国用不足，铸钱来应付，同时是为统一当时混乱的币制。
元嘉二十七年以前的二三十年间，社会是比较安定的。
孝建元年的孝建四铢，就是一次正式的货币减重。孝建四铢钱，最厚重的也有到两公分以上的，但少见，一般都很薄，重约一公分。
永光、景和年间所发行的二铢钱和两铢钱，大概并不比当时的私钱更轻小，所以铸得很少。
东晋米价也到过斗米万钱，那是因为大饥或战争，物资缺乏，不是因为货币贬值。刘宋的米价也曾因天灾而上涨过，例如元嘉十二年因大水，钱塘等地方的米价到过三百钱一升。前面说过，大明七八年间因大旱，米价也大涨。但都没有景和年间这样贵。至于刘宋治下的正常米价，却没有可靠的资料。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刘勋在浔阳称帝的时候，当局以国用不足，募民上钱米补官，依照钱米的比例来折算，每石米约合得二百八十文。如果以这为刘宋的正常米价，则景和前后的米价，上涨了三四百倍。当时浙江会稽山一带有关于射的山的民谚，说“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可见正常米价一斛总在五百钱上下。
宋武帝永初中（公元421年），官布一匹值钱一千，民间缴进去则算九百；元嘉（公元424—453年）时，布价开始跌，东部一匹值六百，官受则每匹五百；现在一匹只值三百，缴纳政府每匹只算百多文钱，比宋初跌成几分之一。所以生产的大众虽加倍勤苦，所得仍是不多。
永明四年萧子良又说到钱币剪凿的厉害，江东大钱，十个中不留一个；而公家所受，一定要轮郭完整的。民间用一千七百个还买不到一千个好钱。他提出四点办法：第一塘丁仍旧征工；第二减赋；第三如有必须用钱的地方，则不论大小钱，平价收受；第四各种租税准许人民以政府所用得着的土产按价缴纳，不必用钱。
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扬、南徐二州的户租，若用钱折纳，则减低布值，每匹以四百文计算，而且折半缴纳。因为全国米谷布帛价格低，次年抛出大批通货来收购。总计在京师和各郡抛出一亿零六十万钱来收买米谷、豆、麦、胡麻、丝、绵、绫、绢、布等物。所谓物价低，自然不是由于生产增加，而是由于货币数量少。
③梁陈币值的变动
梁陈二朝的币值是不稳定的。
南齐的通货紧缩，到末年大概已有回涨的趋势，因为府库里的蓄钱放了出来。
南齐的二十几年，因为没有战争，所以物价没有发生很大的波动。但萧梁的五十几年，却有不断的战争，先后有北魏的南侵，中间有侯景之乱，所以币值不能维持。
萧衍（公元502—549年）当国之初，北魏不断地进攻，史书说他曾毁铜佛以铸钱，大概就是指那种有内郭的五铢和公式女钱。
梁初的货币经济发展不平衡，只有京师和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区用钱，其他州郡杂用谷帛交易，交广一带则用金银。大概各地物价也不一样。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二月，大旱，一斗米要五千个钱。四川因战争关系，三千个钱也买不到一升米。然而天监四年大丰收，一斛米只要三十个钱。
武帝末年，发生了侯景的叛乱。首都建康受到围攻，不久就失陷了，武帝饿死。各地勤王的军队向首都进发。这时铁钱的数量，一定续有增加。史书说：“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在侯景围城的时候，建康城中物价狂涨：米一斗八十万，狗一条二十万。侯景方面也因缺粮，米一斛卖到几十万。这些自然都是用铁钱计算的价格。
陈初流通的钱币，除四柱钱以外，还有二柱钱和鹅眼钱。各种钱都等价流通，可是轻重不等；二柱钱就比鹅眼钱重，所以私家将比较重的钱销镕改铸，杂以锡铁。也有用粟帛来支付的，这就表示当时货币流通的混乱。
南陈想要稳定币值，于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改铸五铢钱。一枚抵旧钱十枚。这种五铢钱是四五十年来最厚重的，无论如何，比梁末的四柱五铢和两柱五铢要厚重。以之当十枚鹅眼钱，不能算是怎样过分。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铸太货六铢，和五铢同时流通，一枚当五铢十枚。但重量还不到天嘉五铢的一倍，这就是严重的贬值行为。人民很不满意，因为无力反抗，只好进行诅咒，说六铢钱对皇帝不利。因为六铢的六字，篆得好像一个人叉着腰，大家就说叉腰哭天子，不久宣帝果然死了。起初还想使它同五铢等价流通，后来废六铢，专用五铢。
④北朝的币值
北魏虽到太和十九年才正式铸钱，但并不是说那以前完全没有用过钱。不要说北朝的汉人早就生活在货币经济之下，就是他们自己的商人也难免同南朝人有往来交易，把铜钱带回去。而且北朝几次攻破南朝的城池，俘去南朝的将卒，绝无不掠夺钱财之理。慕容白曜于皇兴三年（公元469年）攻入东阳的时候，便抢到铜钱十五万。不过北方人民经过长期的战祸，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货币流通衰退了，自然经济占了更重要的地
总的说来，北魏货币的购买力是比较平稳的，即使有波动，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小波动。因为北魏没有铸造大额货币，也没有铸造特别轻小的钱币。当局为了维持币值和政权，还不断想制止私铸。
⑤隋的币值
开皇初年，虽然采用一种合乎标准的五铢钱，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由于钱币很杂，民间就有私镕私铸的事。三年四月曾令各关口以一百钱为标准，关外带进来的钱，要经过检查，合标准才许入关，不合标准，没收改铸。以前的常平五铢、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钱，也于两年内禁止流通。到开皇五年以后，大概才以隋五铢为主要的货币。但是当时铸钱，多和以锡镴，这对于私铸又是一种引诱。官炉所铸也逐渐增加，如开皇十年许杨广在扬州立五炉铸钱；十八年又许杨谅在并州立五炉铸钱。杨广又借口江南钱少，请在鄂州白纻山置十炉铸钱。又许杨秀在益州立五炉铸钱。这些铸炉所出的钱不一定合乎标准。于是私铸更甚，钱益滥恶。然而当时财政还算稳定，各地设有常平仓，调节粮食供应。又常常检查各地邸肆的现钱，不是官钱，都没收入官。所以在杨坚时币值大体上是稳定的。
炀帝即位以后，开支浩繁，如建设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凿运河，发男女七百万；游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修筑长城，又兴众百万。其中有些属于建设工程，尤其是开凿运河，解决了南北的粮运问题，在长期看来原是有益的。不过各种大工程同时并兴，国家财政就负担不了。
炀帝最大的野心，似乎是要开拓一个大帝国，同时极力奖励对外贸易。这种政策的采用，大部分得力于裴矩。但对外战争是花钱的事情，当时为了利诱胡商来华，送迎之费，也是以万万计。这样就引起通货贬值的问题了。
币值的下跌大部分是由私铸引起的，因为政府那么大的开支，还不是由人民负担，人民只好铸钱，而且铸坏钱。起初每千钱还有两斤重，即减重百分之五十二；后来只有一斤重，减重百分之七十六。最后至于剪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李渊进长安的时候，民间用线环钱，凡八九万才满半斛，物价自然大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所以谷贵，东北边尤其贵，七年底要几百钱一斗米。末年朱粲在襄邓间起事的时候，一斛要万钱。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末洛阳也要万钱一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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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24 19:1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