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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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常被称为“司法考试”）客观题考试成绩公布，一时间几家欢喜几家愁。

司法考试是国家遴选法治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法律人实现职业梦想的必经大考。其实，法律专业考试在我国古已有之。



冶文彪在其被誉为“宋代百科全书”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五部中写道：段孔目偏好刑律，便习学律学，投考明法科。
大宋科考分三类，进士、明经及诸科。进士是正道，明经其次，诸科最下。
诸科中明法科更受冷落。
王安石变法后，首重实务，进士考试中加了律令大义，明法科也改作新科明法，比先前侧重了许多，主考律令、《刑统》及断案。
由于朝廷严禁私印律书、私相授受，常人难得学到律学，他却生在衙吏之家，自小便惯习。
这段关于宋代“司法考试”明法科之地位变化、考试范围和条件限制的描述并非虚构，而是有史实依据的。
明法科简称“明法”，可谓历史悠久，在汉代时已成为察举人才的重要科目。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令举孝廉，限以四科，其中德行、学术分列一二，第三便是“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
到汉平帝时，“举明法、治狱平”已成为“岁举常科”。
两汉时期，以明法入仕者不乏其人，如位至御史的郑宾、位至司徒的吴雄等。
魏晋时重玄学，法学逐渐为世人所轻。



唐代承袭隋的科举制并加以完善，设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唐政府还令京师与各郡县兴办学馆，按科培养人才，律学馆是专门学习法律的常设机构，学制六年。
国家考试时，明法科的基本做法是：以时事疑狱为题进行策问，答案要以国家法律为依据，最后根据答卷情况来判断考生的法学知识和适用法律的能力（“其判问请皆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并分四等录取，其中第一等要“既依律文，又约经义，文理弘雅，超然出群”，要达到第四等，也必须“其理无失”。
因此，唐代的知识分子对律学颇为重视，王维的《王右丞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中都收录了不少“甲乙判”（又称 “拟判”，即对虚拟案件作出的判决），是他们专门为应试而进行的练习。
白居易还曾在上书《论刑法之弊》中，请唐太宗“升法科，选法吏”。
故而唐人由科举而入仕者皆“明法”，其首任也往往是县尉等法职，办案是其重要职责之一。
在高罗佩以公案小说为蓝本创作的《大唐狄公案》中，狄公首次到地方担任县令时，还带上了父亲留给他的一部关于司法断案的典籍，狄公在断案时也总能对律令信手拈来。
明法科在宋代几经沉浮，考试内容和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宋初在恢复因战乱而废置的科举制时即恢复了明法科，其地位虽不如进士科那样尊崇，但仍属于一种为中央司法机关选拔高层法律人员的考试。
太宗时，曾以明法科“于诸书中所业非广”为由将之废除，使之从一门单独的考试科目变成其他诸科的公共科目，但六年后又予以恢复，并附加考核“三小经”（《论语》《孝经》《尔雅》），以改变过去明法科只专律义而不论经义的弊端。
明法科考试的难度不断增加，真宗年间，从考六场增加为七场，其中三场试律、两场试令、两场试小经，仍是既考律令，又问疏议经注。
仁宗年间，先是将六通合格改为七通方可及格，且不再考经书而只试义，继而又修改了考试办法，通过引用实际案例、假设罪犯，让考生用所学的法律知识进行裁决，裁决正确而又文理通顺的才算合格。
这种方法强调对法律知识的实践应用，被后世各种法律考试所借鉴。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大多重儒轻法，把明法科视为最下等的一科而耻于应考。
这种形势在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后得以扭转。
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革科举制度，王安石认为，旧科法使少壮闭门学作诗理而不习世事，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神宗毅然下诏，只留进士一科，明经科以下全部废除，已经应考的诸科举人，可依照试法官的办法考试法律，这就是“新科明法”。
如此一来，原来打算考明经诸科的人大多放弃旧业，改学法律。
考试内容与旧明法科相较，除律令外增加了《刑统》大义和断案。
神宗元丰年间（1079年）还开创性地实行了“开卷考试”，规定考案例分析时可以携带律令和敕作为参考资料，将考生从死记硬背中解放出来。
新科明法一旦考中，便被吏部任命为司法官，且排名还在及第进士之上，其政治地位超过了进士科，一举成为最荣耀的一科，以致“天下争诵律令”。
不过，关于新的考法也有反对声。例如，苏轼就曾提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随着哲宗继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上台，新科明法很快辉煌不再。司马光认为通晓法令是为官者的必备素质，明法科考试没有设置的必要。
经过讨论，新科明法虽一时保留，但考试内容中的三分之二变成了经义，乃至于“经义定去留，律义定高低”。到徽宗时，新科明法被废除。
南宋时，新科明法又数次被复兴与废罢，最终随着王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宋以后，中国的法学教育逐渐走向下坡路。元代取消了律学和律学博士，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古赋、诏诰、章表以及时务策为主。
明代科举考试仅进士一科，“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中央和地方官办学校的教学内容也以儒家经典为主，但曾将《大明律》等作为必修课程，并定期对生员进行考核。
清沿明制，科举考试中也没有单独的明法科，《大清律例》规定，凡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且每年考核官吏的法律知识，但这主要属于管理制度的内容。
从实质上看，作为选拔法律人才制度的“司法考试”在元明清三代已经被废除了。
纵览“司法考试”在我国古代的发展变化，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实则是儒家与法家的“相争”：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因而科举考试多以考经义为主；宋太宗儒法兼用，有意使“经生明法，法吏通经”，格外重视法律教育，从而抬高了“司法考试”的地位，并促进了法律文化的繁荣；“法家”王安石设置的新科明法更是堪称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创举。
从这一角度看，“司法考试”史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一个缩影。
来源┃法庭内外
编辑┃程启昂
审核┃吕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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