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如何借贷

鸣尐

今天的文章来自威廉·戈兹曼的《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这本书有一章是关于中国​的金融历史的。


让我们从美国作家的叙事逻辑来看一看战国时期的高利贷​：
《管子》哲学强调市场的自发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战国时期私人企业的蓬勃发展就不足为奇了，其中部分企业依靠金融企业建立。在此之前，中国已经积聚了巨额的财富。
对商代古墓的研究表明，从公元前4世纪起，巨大的财富就不仅限于王室成员和他们的后裔。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货殖列传》中，作者对早期通过勤劳致富的平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战国时期的富豪出自钢铁冶炼、通番、房地产开发、拥有和出租奴隶、贩卖食品和其他商品、贩卖谷物、耕作、盗墓、磨刀、放贷等领域。
管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放贷者是齐国的孟尝君，他是以谦虚和善行而著名的田氏（齐王室）成员。孟尝君生活在约公元前300年，是一位年放贷收入据说高达10万贯的金融家。关于他的传说描述了他如何收回和核实贷款，而且时有坏账：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冯谖署曰：能……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这显然与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的美索不达米亚出现过的债务金融有共同之处。很明显，古代中国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都存在着民间债务问题，并且民众对债主的情绪是共通的。
但故事里的细节揭示了孟尝君时代的金融技术水平。故事中，冯谖烧掉的账本代表着债务。很明显，他向薛地富绅追偿债务，却一笔勾销了平民百姓的债务。孟尝君和中国早期历史上其他商贾的故事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表明，战国时期不仅涌现出了一批企业家，金融也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类似的借贷与同期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借贷极为相似。然而后者的借贷关系记录在陶土片上，而中国人则将其记在竹简上。竹简的作用类似于印玺，彼此之间可以匹配吻合，以防止债主和债务人偷梁换柱。能够拥有这一功能，是由于竹子的特殊性质。一段文本可以被写在一大片竹子的光滑外表面上，然后，按照竹节将它一分为二。在贷款被支付或有争议的时候，这两部分可以进行拼合以辨认上面的条款。黏土和竹简是有进取心的融资者独立开发出的一种基于自然资源的金融契约验证技术。竹子比黏土更容易腐烂，所以中国古代的无数金融文件都消失了。大多数保存完好的竹简是从浸水的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浸水使得这些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但对于金融史学家而言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放高利贷的人大多选择典籍作陪葬，而非账本。……
中国最早的统治者通过税收行使控制权，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他们发展出了某种金融技术。货币最早的表现形式是贝壳，它的基本寓意被嵌入许多中国汉字之中。但中国的古货币后来演变成不同形式——铲形或刀形，这些形式的货币可以由金属制造，而不必在海边采集并转运至内陆。
我们考察了临淄——秦始皇（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实现大一统过程中最后攻陷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因为它的统治者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这座城市是以手工业和贸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也是伟大的经济思想家管仲的故乡。无论《管子》是由一个人撰写的还是一个学派的作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将对经济中货币作用的理解上升到了抽象的层次。
《管子》确定了货币作为供给和需求之间平衡的基本媒介所发挥的作用，书中提出货币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实现国家的目标。《管子》甚至影响了统治者，让他们开始实施货币主义色彩的政策。更微妙的是，《管子》强调逐利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市场的无形之手的功能，因为逐利的动机而实现。《管子》中大多数的“微妙”设计，都利用了这种利己的人性。
以上就是这位美国金融史学家对中国金融史的理解。真心期待中国的史学家能写一本从债务人视角描绘的中国历史，能够让我们老百姓了解到几千年的老百姓是否和当下的我们一样，深受债务的困扰。不要给老百姓展示统治者视角下的历史了，太容易上头！​好啦，这就是今天的文章，希望能拓展你的债务和社会的认知。
【向日葵债务】大众消费的个人金融财务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