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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各国央行的大放水不断推高着资产价格，以美国、日本为首的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其政府赤字率也在节节攀升，它们意图通过增加赤字来向私人部门支付，进而创造货币，提振本国经济。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现代货币理论（MMT）在其背后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这一为数不多的仍在克制着赤字规模的大国，必然会因政策的不同，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产生矛盾。但是，从金融市场上看，近年来国际资产价格上升的余波已经不断渗入中国的股票市场，笔者认为从现代货币理论的角度入手会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状况。
一、什么是现代货币理论？
20世纪90年代，现代货币理论作为一种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开始逐渐形成。直到2019年，有关现代货币理论的一场大辩论在美国展开，一时间现代货币理论成为了学界和政界的舆论“顶流”。但无论是赞同还是批判，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停扩张财政支出，俨然已经进入了现代货币理论周期。从此，各国的经济学家开始认真思考一国政府制定的政策边界到底在哪里。
虽然辩论不止，持不同观点的各方在理论层面上对财政和货币金融问题的认识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是看样子现代货币理论已然“得其所哉”，接下来笔者将从理论层面出发，对MMT进行简单的概括。
总的来说，MMT认为，在需求小于供给的前提下，只要一个货币主权国家将政府支出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就可以无须理会主流的赤字红线，扩大政府支出来为私人部门让利，从而提振本国经济。
MMT的基本经济原理：
1.货币是一种债务，是一种由国家发行的债务。人们需要用国家发行的货币来缴税才是货币存在的意义。
2.主权货币内部存在着金字塔结构：主权货币（国家债务）、银行存款（银行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下一级债务的最终清偿需要用到上一级债务。
3.没有债务就没有债务关系，有了债务才存在后面的清偿行为。因此，国家债务（主权货币）是私人部门拥有货币（存款）的前提与核心。
4.货币主权国家无须理会赤字，因为它永远可以创造更多的货币来清偿。政府向私人部门支付创造货币，向私人部门征税毁灭货币。
5.财政部的收支会产生准备金效应：财政部支出，私人部门的货币增多，市场利率有下降的压力；财政部收税，私人部门的货币减少，市场利率有上升的压力。为了实现利率目标，央行和财政部应有所配合。
注：第5条与主流经济学中IS-LM曲线中关于增加财政支出的解释——“财政支出增加，总收入提高，而总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的货币需求上升，但是货币供给不变，利率上升”——有着本质的不同。MMT更像是一种局部均衡，认为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应该有所区分，增加的财政支出使货币流入了企业与家庭，而企业与家庭才是借贷的主体（而非政府部门），他们手中的货币增加当然市场利率就会下降。相反的，主流经济学则是一般均衡。
6.只要国债能够按市场利率进行售卖，则独立央行就不会妨碍政府创造货币支出。
7.对任一国家而言，有如下恒等式：
因此，民众不用担心赤字，因为政府赤字使政府对私人部门的让利。
根据MMT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收支的目标应该使实现某些宏观经济目标，如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而不应该考虑财政收支是赤字还是盈余（这也称作功能财政 functional finance）。同时，功能财政受到资源、环境、生产力的约束，即供给上限。显然，如果经济政策真的可以完美的按照现代货币理论的模型设计去有效执行，这就意味着政府跳出了“国富民穷”、“国贫民强”的传统思维，也意味着国与民不再是一种概念上的对立。
在笔者理解，一部分现代货币理论的拥趸试图构建这样的一类政府，政府（融资）存在的最终目的就是将货币转移到私人部门当中去，进而使经济迸发活力，并解决社会问题。同时，由于民众不再担心政府赤字，政府还可以放心的扩大支出，应用于国家建设和国际博弈，来维持国家在世界中的领先地位，这样国与民的利益就会深度融合在一起了。
但是，现实真的有如此完美吗？
二、资本主义内核与MMT的现实冲突
支持MMT的学者也从美国的历史数据中找到了依据，政府赤字减少，私人部门余额亏损时往往意味着金融危机，就比如民间余额亏损的1997-2001，2005-2008这两个时间段便正好酝酿出美国近两次的金融危机。
该观点存在一个问题。
美国的民间资本的定义比较复杂，也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不同，美国的民间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左右政策的，往往代表着大资本家的利益。是的，民间余额亏损的97-01，05-08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华尔街蒙受损失了，自然会爆发金融危机。而当政府通过赤字来豢养华尔街的时候，华尔街托着底，自然不会崩盘。但是，贫富分化就在这种豢养中逐渐激化，社会矛盾是会量变产生之变的，当绝大部分的政策都倾向于所谓的“民间资本”——大资本家的时候，社会分裂便在所难免。
（一）、资本主义内核与MMT
西方资本主义能够成长起来，正是因为它的对立因素——封建领主制和教会的强力控制，在不停的发挥着作用。封建领主制和教会将人的阶层完全固定，所以商人积累起来的货币无法购买土地，无法帮助这一批人实现阶层提升，于是他们只能继续追求更高的资本价值。此即《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的目的从 W\rightarrow G \rightarrow W\star 转变为G\rightarrow W\rightarrow G\star。而在封建领主制和教会空前强大的控制力达到顶峰时，也正是资本开始壮大自身力量的时候，之后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前者开始慢慢衰落，直到最后，土地臣服于资本，现代化便始于资本主义时代。
从这一过程的史实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联系，在西方资产阶级（最初的商人）进行货物运输途经贵族领地的时候，常常要被贵族武装所掠夺，所以， 商人们开始武装商队，保护货物。于是，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为什么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海战、殖民的商人主体会具备武装力量了。也正是由此，西方的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最需要保证的就是“私人资本（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正是商人对地主阶级所说的话，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商人却没有为雇员（无产阶级）说过一句话。
对于这一过程，两位思想家给出了不同的评论。
马克斯·韦伯在讨论资本主义精神时，认为“新式企业家”（资产阶级）是具备一定素质的，是以一种义务感来把“营利”当成天职的。韦伯说道：“凡是在生活式样上无法顺应资本主义的成功条件，势必向下沉沦，或者至少是升不了的。”进一步地，韦伯又将这种条件归结于“在严密精算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化，对致力追求的经济成果进行妥善计划且清醒冷静的运筹帷幄，实乃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一个根本特色”。
可见，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存活、成长、壮大、繁荣，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新阶级”区别于“旧阶级”的优秀品质，他还举出了富兰克林建设费城的成功案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是的，从那时起至今，这些“新阶级”的代表们——商人、学者、政治家都在“理性”的为这一阶级所“共同”追求的私人利益“妥善计划且清醒冷静的运筹帷幄”着。谁能为“新阶级”的利益贡献最大的力量，谁便能站到台前，从重商主义到古典学派，再到凯恩斯主义，甚至至今的现代货币理论也是如此。
无产阶级的导师——卡尔·马克思却看到了相反的一面。在资本增值的同时，一定伴随着贫困，否则剩余价值就不存在了。从资本主义时代来临之后，当代贫困便不是等级压迫的结果了，没有谁强迫另一方从事生产工作，而现有的价值范畴的“平等交换”掩盖了不断制造出的贫困。这一过程愈演愈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分裂便无法被掩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裂加剧，这些事实并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升级”而发生改变。
马克思看到的资本的另一面，放诸于今朝也是有迹可循的。就拿英国脱欧来说吧，英国在欧盟中的获利不浅，怎么还会投票分裂出去呢？这说明，在欧盟中获利的，正是英国的大资产阶级，无论是金融、贸易，还是物流、运输，都只有掌握了大资本才可以发展的行业，而这种获利人为制造了贫困，使得老百姓们的生活变差。于是，当这种负面的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量变产生质变，公投脱欧便成了事实。再来看最近的两次美国大选，也正是社会分裂的产物，带有倾向性的经济政策使得大资产阶级获利，而非普通民众。所以特朗普带着逆全球化的政策走到了台前，意图弥合美国的社会分裂。但是，资本的本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乎，特朗普又在四年后栋折榱崩。而如今激起热议的MMT又代表了谁的利益呢？已然不言而喻。
（二）、二者的现实冲突
毫无疑问的是，在美国具有决定性的经济政策，往往都代表着金融资本家与各行业寡头之间的利益。所以，就现今的美国而言，无论模型上多么完备的理论，都会在现实中找到漏洞，现代货币理论亦然，这本质上正是资本主义内核与理论逻辑产生的冲突。要么开发更加复杂的、能够纳入社会分裂的多峰模型，要么回过头来解决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要么只能等待的这种异质因素不断变质直到催生出新的社会变革。
那么，现代货币理论与资本主义内核的冲突在哪呢？
MMT的观点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即货币主权国家应将政府支出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对于一个社会日益分裂，各政治团体因利益的矛盾逐渐走向极端的国家而言，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便成了一件难事。
福利经济学的鼻祖也是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者——庇古的观点认为，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社会经济福利越大。庇古的解释是：“进行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因为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能使更多强烈需要以不太强烈需要为牺牲而得到满足，就必然增加社会总的满足量。因此，任何穷人手中的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的增加，倘若没有导致国民收入总量的减少，一般来说，将增加社会经济福利。”
新福利经济学又对庇古的理论进行了修改和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卡多尔——希克斯的补偿原理。根据帕累托“最适度”原理，一切社会变革都只可能为垄断寡头谋利益，即使点滴改良，也不能侵害垄断的利益，而社会人群中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此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补偿原理”的实质在于，如果一些社会成员经济状况改善的同时不会造成其他成员的经济状况恶化，社会福利就增加了。但是社会变革不能使所有人同时受益，而是总有人受损，因此，政府应该对受害人进行相应的补偿。
然而，以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发展催生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变化着的客观条件又开始反过来影响着理论的有效性。资本家几百年来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然也不会交由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处置。因此，这种“不侵害垄断寡头的利益，而后再向受害人补偿”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策略，总是会陷入补偿不足的陷阱之中。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与全球性灾难的发生，拯救市场的经济政策又必须继续执行下去，补偿不足的效果便一次又一次的被放大。这股累积起来的力量，就进一步的加速了社会分裂，相互充斥着矛盾的不同团体向国家政治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离心力，这便是欧美国家的现实。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个条件是政府支出需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因为分裂而走向极端的政治主体又如何能够考虑到社会中与自己政见相左的社会成员他们的福利提升呢？
进一步地，如果政策制定者真的可以执行“补偿原理”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又如何保证“受害人”不会因为社会分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深，从而做出逆向选择，然后使得这部分补偿不仅没有用来提升自己的福利反而再次流向了垄断集团呢？
最后，如果社会分裂导致的政党冲突使得法案或政策的制订变得格外艰难，那么，谁又来为日益高昂的由政治博弈带来的沉没成本买单呢？这一部分成本对社会福利的损害又如何能够弥补呢？
2.资本的本性不以政策的意志为转移
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本性在几百年以前驱动着资本必然突破欧洲大陆的疆界，走向世界各地任何一片可以使其实现增殖的土地上。这一点在现代货币理论上仍然适用，按照MMT的解释，通过增加政府开支释放出来的流动性，是会流入私人部门从而实现政府部门向私人部门让利的。但是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私人部门是一种倒金字塔型的结构，而从人数上看，私人部门又是一种正金字塔型的结构。塔顶的增殖能力对资本的吸引使得资本不断地向头部聚集，因此，MMT观点中的“民众无须担心过高的赤字率”就变成了一纸空谈。所谓“君子晓之以义，小人晓之以利”，如果不让老百姓看到高赤字的好处，谁又能不去担心呢？
同理，整个世界的资本一旦失去了增殖的可能性，资本便消亡了。那么，找不到新增长点的今天，资本还有增殖的空间吗？当然是有的，空间来自于两个方向，第一就是消费升级，第二就是地理空间上的探索。但是这两个方向对于美国而言都是存在现实冲突的，其一，消费升级在美国日益分裂的政治环境中有所掣肘，实现起来的成本比较高；其二，就事实而言，地内空间里更具有优势的投资地区还是在东亚，而非欧美，另一个就是地外空间，这也是中国在近年以来不断发展，争取缩小和美国航空航天业差距的原因。
无论从哪个方向上来看，现今西方世界增加的流动性，极大可能不会停留在其本土，虽然他们可能会因为货币霸权使得这些增殖的资本再回流回去，但是这种再次的回流一样不会使私人部门的底层收益，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同样面临失灵的风险。
三、我们的金融市场如何面对MMT下的世界
从世界经济的现实来看，不管我们如何争论现代货币理论的是非曲直，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相关的经济政策都已然是大势所趋，尤其以美国进一步扩大赤字率的表现为甚。更为关键的是，美元霸权地位仍然足够坚挺，美国内部的政策分歧就会通过美元的潜在影响力向外输出，从而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短期巨大的影响。
就以近期发生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导致新兴市场资金净流出、股指走低为例，拜登上台后推出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截至发文前，白宫顾问又透露拜登计划推行新的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相当于进一步扩大了财政赤字，美国有国债新增发的潜在趋势，但是美联储却表示不会立即释放流动性来匹配增发国债，这就已经相当于变相加息了，国际金融市场自然受到冲击，抽血现象严重。
要知道，过去美国增发国债时，美联储都会同时进行匹配操作，通过增发货币来购买一部分国债，而现在美联储却没有这么做。这意味着有一部分通常应该被美联储买走的国债（约占35%-40%），现在需要被其他投资者购买了，这种实际需求不足的情况就要求美债需要增加贴水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购买，于是美债收益率上升，价格下降。
而这一切的根源还是来自于美联储和白宫的分歧。在有关MMT大辩论中，美联储一直代表着反对派，对高赤字率或无须担心赤字的政策和观点表现出很大的厌恶性。这也就不难理解，在2020年4月美联储为了挽救美股，扩表3万亿的一年之后，美股屡创新高的今天，当拜登政府进一步推出经济刺激计划，预期美国国债总额将超过30万亿大关时，美联储停下了脚步。
但问题是，美联储真的可以停下来么？而一旦美国在MMT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的金融市场会怎样呢？我们又如何面对呢？
（一）、资本视角下我国金融市场的历史逻辑
笔者在第二节伊始分析了资本主义内核是如何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下面我们将视线转移回东方，简单审视为什么资本内核精神无法在古代中国产生，以及中国特有的资本内核在世界进入现代货币理论政策周期的影响下可能产生的后果。
与中世纪西方封建领主制度造成的阶层固化不可流动不同，隋唐以后的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已经可以实现阶层的流动，而阶层的流动就意味着地权的转换，土地的可流转性再加之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商人手里的货币便有了可用武之地， W\rightarrow G \rightarrow W\star 的生产过程就是一如既往的最终追求，如果没有外力冲击便没有改变的动力，这便是古代中国并不会孕育出资本主义内核精神的关键原因。
纵观中国古代金融史，归结下来只有两件事会造成政治危机。一个是土地兼并，另一个则是货币不等值。
古代中国，人们有了货币买田产，只有地权才是观念上核心的东西，所以大多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由过度的土地兼并导致的，而各类中兴也大多是由“均田地”推动的。
除了土地兼并以外，货币不等值往往也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历朝历代的（有为）帝王为了大展宏图，都需要大量的货币储备作为政治基础，在花费了前朝几代韬光养晦留下来的遗产之后，往往都会选择制铁钱代替铜钱，通过这种方式征收铸币税，将民间财产转化为官家（或皇家）财产，充盈国库以实现其政治抱负。但是这种急功近利、饮鸩止渴的行为通常为后世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为伴随着的官商勾结，使得商人可以在黑市重新为货币定价，从而稀释了流动性，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小型手工业者破产，这些破产者成为了流民，最终造成社会动乱，而一旦流民和土地兼并问题同时爆发，一个朝代就离灭亡不远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大盛之后往往就是民力凋敝、国家衰落的开端。
这种历史逻辑，经过了波澜壮阔又千回百折的两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属性，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即使在资本已经进入中国几百年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已经四十余年后的新时代下，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
现在，人们拥有了货币会选择购买资产，因为资产升值带来了更多的货币，才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财富。资产不仅会发生泡沫化，资产也会兼并，这种兼并是资本时代下的客观规律，是自发产生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将其无视，则贫富差距将会越拉越大，资产固定在一部分人手中，生产力与消费需求都会遭到重创，社会分裂也会随之爆发，虽然和西方的传导机制不同，但是最终殊途同归。不过，很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一个不会无视该问题的人民政府。
从实际行动上，在笔者看来为了防止这种资产兼并，政府应该起到应有的疏导作用。此处所言之“疏导”，并不仅仅局限于脱虚向实的范畴，而是应该更进一步地切实定向。如果货币不流向金融市场或房地产市场，流向实体经济，固然是好，可是一旦造成过度供给，也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负担（供给侧改革解决的便是这种负担）。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控制货币不流向旧产能的生产端，而流向研发端、流向新产能也是好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现在5G、芯片、光伏等作为新产能的产业，已然出现了局部的产能过剩。甚至更进一步的，就算货币流向了实体的要害处，带来了预期收益，那么这类产业对应的资产价格也必然会提高，吸引货币流入。因此，货币自发的“入虚”是一种必然趋势，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政府的梳理、疏导工作就十分重要了。
而货币不等值的现实化问题，则表现在国内外货币比价上，几次汇改之前这一问题曾经十分严重，但是由于那一时期我国市场的封闭性，并没有输入到国家内部经济结构中。而随着我国不断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对货币不等值的现实化问题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和改革。然而，美日欧等主流发达经济体一旦全面进入MMT时代，在金融业不断开放的背景下，他们就可以类比于古代的私银发行机构，通过金融渗透来稀释我国货币流动性，而如若我国的非官方信用机构（如支付宝，微信等）受其牵制，则极有可能将这种人为的货币不等值从金融市场进一步输入到商品市场，从而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爆发新时代“流民”。因此，我们一边在限制互联网企业垄断行为，一边在控制互联网金融的膨胀程度。
总的来说，根据中国金融史表现出来的中国特有的资本内核，在国外猛烈扩张财政赤字造成货币增发的外部环境下，如果不加以控制，货币不等值会导致民间财富缩水，带有目的性的资本渗透会引起流动性稀释，而资产兼并又会加速这一过程，造成中国式的社会分裂问题，实在是不容轻视。
（二）、对待赤字的不同态度是新的意识形态对立？
美国将赤字率不断推高与中国对赤字率保持克制的两种行为，彰显了两方不同的态度，而这种中美相背离的态度则极有可能使得扩张财政支出的一方造成政策失灵，尽管我们在上文中提到了MMT政策下中国金融市场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这种政策理论内核上的对立也有很大的可能使美国陷入囚徒困境。因此，这种对待赤字的不同态度会否像英国重商主义与闭关锁国小农经济或西方市场经济与中国计划经济的对立一样，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对立？
如果MMT已经是美国必然的趋势了，那在中美关系上意味着什么？试想，若美国不把对美不利的贸易关系进行限制，商品自由流动的话，由于美国资产价格提高、美元贬值，则美国国内制成品和原材料进口都将提高成本，这意味着当美国实施刺激计划时，中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更有吸引力，中国企业的中标率提高显然对美国的政策起到负面效果。同时，中国企业购买美国知识产权也会变得便宜，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出口品也不会丧失优势。因此，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美国MMT政策下的福利将会转移给不扩大赤字的中国，故而只要美国还要走MMT这一条路，就不会停止对中国的贸易打压，这是与谁当美国总统无关的。
然而，突发的疫情造成了美国国内产能不足的事实，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定向打压中国的部分外贸产业，则在供给不足和高赤字率的共同影响下，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通胀压力，届时“保美元”还是“保美股”又会成为美联储不得不面对的一大囚徒困境，而本就受疫情影响的美国民众也会遭受比较大的压力，社会分裂问题只能更加突出。因此，拜登政府不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对中国的外贸进行全面打击，而是开始定向评估各个关键产业，从而实现精准打击。
由此，一旦这种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便会上升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接下来，笔者将会带着此种假设来分析现实问题。在该假设下，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大开放，外资涌入中国的股票市场投资中国的核心资产，就可能不仅是一种市场行为，还可能使一种政治行为了。
那么，如果是政治行为，他们会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实现什么目的呢？
不可能实现，因为即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加快开放，外资可购买的比例也是受到限制的，而且中国的核心资产受控程度较高，美国资产不具备控制条件。但是，谁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终极理想呢？
有可能，毕竟贸易战往往不会是经济战的终点，贸易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则往往会进一步发展为金融战。而且，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会增加人民币的压力，而人民币的压力增加就意味着美元的压力减小，这有助于缓解美联储的困境。
按照美苏冷战时期的历史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虽然美国不能控制中国的核心资产，但是他可以通过对在美上市的优质企业进行渗透，随着中概股回归、注册制改革等一系列中国扩大开放金融市场的实际行动之后，将这种“先进”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措施渗透进中国的金融系统。如果再能通过一些非官方的信用机构对中国民众施加影响，无论是民众观念的改变，还是民众提高杠杆率追捧资产品，都会对中国金融体系形成巨大压力，倒逼中国走MMT的道路。
（三）、我们的应对
无论如何，美国通过MMT增加了货币（带有资本主义内核的），而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的成果也是增加了货币（带有中国金融历史逻辑的），虽然其背后的基础与代表物不同，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货币。因此，MMT下的政策终究会通过货币流入、推升资产价格的方式稀释我们的成果。而这种成果的背后，更为重要的则是生产能力，这也正是美国产业空心化下所欠缺的东西。
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有一个核心点是十分关键的，即无论资本如何“向虚”，只要能有与之相匹配的生产能力和产业提升水平，便不用惧怕金融风险。我们不能像日本那样，受到美国的政策攻击，就放弃本国的生产能力和产业升级能力，任由美国逼迫着提高生产成本，增加升级难度。反而，应该做到借力打力，思考如何疏导，将这些流动性以及美元储备用于最有利的地方，来化解渗透进入金融市场的风险。
而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笔者只讲一句话，如果这不仅是市场行为，还有政治目的的话，那么外资不会一直光是大投入买白酒的，他们更会来买我们的生产能力。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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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7 17:5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