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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已经出现铁鼎,农具和兵器也在向铁器时代过渡
上次和大家聊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爱情和婚姻,但爱情和婚姻不是空中楼阁,毕竟人们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天我就为大家聊聊春秋战国的经济发展史。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与此同时种种计量方法被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西周时期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是作为封建领主的依附者以家庭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被称为井田制的土地制度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这意味着农民其实是依附于自家主子的农奴,他们很难从土地的收成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生产积极性自然难以提高,粮食产量自然上不去。
但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以固定的农业税代替直接将农民作为奴隶使用,所哟收成归领主,农民只能留下自己的口粮而言显然是利于生产发展的进步措施,从此开启了中国农民向国家缴纳固定的皇粮国税的历史。当然随着农业税的废止,这种皇粮国税已经成为历史,但依然不能否定其在诞生之初的进步意义。
在生产关系调整的同时生产工具也在经历一场变革:春秋时代著名的史书《左传》见证了这种变化——《左传》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除了铁制农具的出现,牛耕也日益普及,人们已经制造出适合各种土质的犁,灌溉和排水的技术、施肥技术、休耕技术也正逐渐被人们掌握。
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工具技术的改进成果估计过高:直到战国时代结束秦始皇一统华夏时铁器都没能全面普及,从秦陵兵马俑中出土的绝大多数是青铜兵器,以此推断农具恐怕绝大多数也还是以青铜为主,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农具,还是兵器都正处于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时代,不然汉朝不可能瞬间跨入铁器时代。
西周晚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和4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早在公元前336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象谷物和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商业的繁荣本身是生产力提升的标志——只有工农业生产积聚了足够的产品,才会有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过去有一种误解认为:只有制造产业才能产生价值增长,而商品交换——无论是有形的物质商品交换,还是无形的服务业(包括旅游业、娱乐业等等在内)都无法创造价值。请允许我为大家举一个栗子:如果我有100个苹果,您有100根香蕉,而我想吃香蕉,您想吃苹果,于是我们约定以1:1的比率交换——我用我的1个苹果换了您1根香蕉。这时我们没有直接去种香蕉和苹果,我们手中依然还是100根香蕉和100个苹果,但我得到了我想要的香蕉,您得到了您想要的苹果,在这场交换中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一种获得感和满足感,这种获得感和满足感其实就是一种增值。但这种增值是建立在我们手中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用于交换的基础上,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后我们才会有更多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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