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胡风卷奢靡盛唐，金银器中，且看大唐艺术迭出新貌

基纽

引言

石器、青铜、彩陶、玉器、漆器、瓷器......中国的器物，在中华民族的时间长河群星荟萃，提起一个，便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兴亡。时代总是拥有自己的特征，它所有的文化精神与物质技术都可以凝结在这个特征之上加以表现。
唐朝，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对后世有开创性的影响。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魏晋奠定了唐代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也决定了唐朝在对外政策上的开放。
正是从源头态度中，唐朝的器物集中到了金银器的创造上。它的身上流淌着唐人的开放大气与兼收并蓄，也承载着唐时期的政治与主流意识，它更是整个唐代物质与文化的集中呈现。



图|长安街头随处可见的胡人

一、银器胡瓶马上驮，开放大唐对异域文化十分包容

“五胡乱华”后的隋唐，有着扎实的胡汉共存基础，加上唐初对高昌的收复，西域的平定，一度将中国疆域拓展到了葱岭一带，让当时的人们更加容易从情感上接受外来文化。南北朝时兴盛的佛教哲学继续在唐朝的上流社会渗透，“以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传统长生思想漫延起一股追求国外奇珍异宝的风潮。
明君的出现与正确的政策使得中国越加强盛，也积累了更多财富，加之朝廷对金银器的赠送，这股追求奢侈品的奢靡风气变得越加浓烈。白居易有诗云：“银生楚山曲，金生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辛苦。披砂复凿石，乞乞无冬春。”《资治通鉴》也曾记载唐玄宗焚锦销金，只为遏制奢靡之风的故事。可见当时唐人对金银的狂热。
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的“丝绸之路”繁荣，不仅让官方控制了民间对于铜的使用，加强对钱币铸造的监管，使得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金银，也让更多的胡人涌入中国。
在当时的唐朝首都——长安，胡人几乎无处不在，他们或朝贡、或布道、或行商、或为官，每一次都带来不同器物，有利可图使唐人对胡人的到来保有极大兴趣，追逐异域文化变成一时的潮流。




图|馆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

而在我国传统器皿中，并没有带把杯、带把壶或花瓣壶等造型，但是初唐时期，这样造型的器皿并不少见。1970年何家村出土的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从碗口至碗底皆是曲线水波瓣，每片水波瓣都有不同的飞禽走兽与花草图案的绘制。
而受粟特文化的影响，同样于何家村出土的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就可以看到不同杯面上都有着胡人面庞的伎乐人物，从发冠到身姿，他们或吹或舞，背后是花草的衬托。杯身突出的每一条棱和底沿，都有如珠子般连起来的条纹，这是典型的粟特联珠纹。




图|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除此之外，古代印度的摩羯纹、波斯萨珊的立鸟纹、西亚的翼兽纹、地中海地区的缠枝鸟兽纹在初唐的器皿上十分常见。
作为金银器皿受西方的影响最强烈的初唐时期，从唐人痴迷的金银器上，我们看到大唐让这些外来文化的优异美好落在自己的身上，还允许它们在自己的身上生根发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不断融入新的活力，在开放中接纳，大唐的文化才如此盎然吧。
二、一样金盘五千面，西域文化与大唐文化共存绽放

外来文化对唐朝金银器的影响绝不止于异域花纹的装饰。著名的何家村遗址在出土255件绝世罕见的唐代金银器皿时，还伴随出土了478枚的钱币，包括了高昌吉利币、东罗马希拉克略金币（后被证实为仿制）、波斯库斯老二世银币等，其中的东罗马金币在新疆也曾被出土过。




图|高昌吉利币



图|萨珊银币

在众多被发掘的东罗马金币中，中国工匠的仿制品更多于收集而来的真品。
仿制的东罗马钱币更具中国风格，它们基本在钱币的两端钻上小洞，便于缝合在衣物之上，或者是在钱币上端开一个小孔，像玉佩香囊一般，作挂坠佩戴。而真正的东罗马金币和一般的欧洲金币没有区别，只是圆形无孔。
这说明当时的唐朝人民对这样的金银器不止是因奢靡之风而推崇，更是将异国的金银器当成了“护身符”一样的存在，所以需求量极大，真品供不应求。这也是源于唐人大多认为西域胡人拥有异能的印象。




图|东罗马金币（仿制品）

中国原有的文化中，佩玉携香本是君子雅行。唐人衣襟上戴着的钱币，用着的手把壶，不仅是生活习惯的变化，也让唐文化多了西域的曲线，中式的端方雅正之中有了轻点的乐趣。
478枚出土的钱币里还有451枚金银开元通宝。
玄宗在他的开元元年时，曾经大开“金银会”，从承天门的楼上往下抛洒这样的钱币，赏赐臣子。张祜有诗：“常说承天门上宴，百官楼下拾金钱。”便是描绘这样的情景。这种金银币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都有发现，证明当时中国与其它各国交往紧密，并且将外来的影响迅速化为己用，反向扩散到了东亚的文化圈之中。




图|开元通宝


其中，金银器的不同花纹也在有所变化。




图|唐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

来自于古代印度的摩羯纹，取自印度神话中的动物。以水为掩体，只露出头部是唐代早期金银器的样式。在唐朝的本地化中，它又演化为鱼身鱼尾的中国化形象，并活跃于金银器装饰里。




图|唐花鸟纹莲瓣银高足杯

波斯萨珊的立鸟纹，多侧身像，身体僵直，都是单个出现。中波两地文化在大唐碰撞之后，又以适宜中国审美的面貌出现，即成双配对的形式。唐朝的工匠还极为出色地添加了飞腾的动感。而唐朝的鸟衔花草、绶带或方胜纹样，也以颈部有绶带的立鸟纹饰为主，常常出现在萨珊王朝的银器上。
异域的风情很快在大唐的包容之中有了更奇特的色彩。如果说纹饰形制是最直观的接收，那么唐朝工匠对主要来自粟特、波斯、罗马拜占庭等的金银器图案和造型的融会贯通，便是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图|鎏金缠枝葡萄纹弧腹银碗

虽然就唐朝的金银器来说，外来文化对中国的作用更大，但影响是相互的。从后来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非洲都有中国文物出土，金银器文物上的缠枝卷草纹、忍冬花纹、云气纹和鱼子纹等，都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中国文化因素，并加之在他们的器皿上。
在这里，中华文化在接纳吸收外来文化时，不仅没有被消磨原有色彩，友好共处中，还对外来文化进行了输出，倍加趋向成熟。
三、盛唐自新金银气，吹入寻常百姓家

初唐时期的渗透吸收，让唐朝的多元文化得以有时间慢慢沉淀。当时间来到唐朝中段，此时的金银器纹饰已经具有团花的格局，基本上摆脱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东方艺术平面线性美的特点，热爱和平的农业文明的特质，共同在中国传统的线语言里，在瑞兽祥禽、折枝花、缠枝花等纹饰图案中，以饱满蓬勃的生命力，灵活有序地呈现。这不是中亚、西亚的立体质朴，这是大唐自身的圆浑自由。



图|鎏金缠枝纹菱花形银盘

锤揲工艺的弘扬，是中国金银器得以进一步制造的重要基础。中国的传统工艺多是铸造成型。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东周时期，我国的金银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青铜、漆器、瓷器并不太适用。而金银的特质与美感，得益于它们自身较好的延展性，在锤击之下得到了更多的呈现。
这样的锤击成型技术，在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也早已被掌握。它在唐朝的开放中得以输入，促使金银器的工艺在唐朝攀升到了更高的阶段。



图|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金银器风格在整体转变的同时，也历经着从上流社会的享乐到民间的追捧，这一风气的普遍在金银器上尤为明显。精致十分的器皿在迎合不同阶层的需要和满足。
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高24.1、口径12、底径14.4、壁厚0.15厘米，重1879克。锤揲工艺将折枝花草中的鹦鹉模印得栩栩如生，分外写实。
鹦鹉作为宠禽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佛教的传播，如鹦鹉救火，鹦鹉子供养眼盲父母的佛教故事广外流传，让其在唐朝民间成为了太平吉祥、美好良善的代表。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陇山鹦鹉能言语，为报家人数寄书。”朱庆馀的《宫词》和岑参《赴北庭度陇思家》中，也对鹦鹉有这样的意向描绘。



图|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大银盆

收藏在法门寺博物馆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大银盆，四曲葵口，盆壁分作四瓣，每瓣内皆有一对立于仰莲之上，被阔叶石榴团花环裹的鼓翼鸳鸯，盆底是锤揲工艺模冲的浮雕图案——鸳鸯与石榴。
鸳鸯的大量出现，是唐朝人们对于百年好合、夫妻恩爱的美好爱情追求。譬如鸳鸯银盆出现的石榴、莲叶图案，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中的忍冬图案，都反映了人们对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希望，是唐代金银器在图案上装饰与内容的统一，也看出当时唐人的审美发展与审美要求。他们普遍对于幸福喜庆的世俗文化都有着追求的热情。这一刻，高高在上的哲学落到了生活的实处，更贴合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



图|海棠形摩羯纹银长杯

但仅仅只是作为摆设和装饰，每一个唐朝的人都能发自内心地，对金银器进行追捧吗？
食器、饮器、盒是唐代的主要金银器皿，其中盘、碟、碗是最为流行的器形，多曲的造型如，何家村桃形龟纹银盘、西安荷叶形银盘等，并不少见。
模仿波斯萨珊的海棠形摩羯纹银长杯、源渊自中亚罗马的白鹤莲瓣纹弧腹银高足杯、粟特元素的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都是饮器的突出代表。
作为盛物的盒，是目前唐代金银器文物中数量最多的器物，“韦美美”鸳鸯纹蛤形盒、大都会宝相花纹花瓣形银盒、“都管七国”花瓣形银盒都可窥见唐代人们对金银器实用性的追求，





图|大都会宝相花纹花瓣形银盒

从宗教到器皿，从哲学到文艺，大唐之所以在中华文化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在于艺术的多彩与斑斓，其中的饱满内涵与切合实际更是让它走得长远。
结语

唐朝的兼收并蓄不仅是对前朝历史的继承，还来自直面自己的勇气。这份昂扬与自信，让他们欣然接受“丝绸之路”上的外来文化，经过层层的荡涤与重构，消化吸收了其中精粹，呈现出浓郁的西域风格和鲜明的民族气派，为大唐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让大唐的文化不是虚荣浮贵的精巧泡沫，而是真切落在现实的每一个角落，丰盈华美又实实在在。
唐朝的诗歌、书法、建筑、服饰、丝绸、三彩艺术等都有传后世。其中，它的金银器是唐代历史文化和时代审美的高度凝结，它携带的历史信息不可小觑，也正是金银器上留存的纹饰、性质、工艺，让这一段历史不被时光磨平，又堪堪藏于时间之中，使自己完好流向更远的时间线，要后世人们知晓这一刻的唐朝文化已经有了自己的进步。
唐朝文化的成熟，也是中华文化的成熟，也让大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对后世持续着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美的历程》
《唐代金银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