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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穿越在影视剧里很流行，以至于有一天孩子问我：如果可以穿越，你会选择哪个朝代？以前没细想。看了这本书，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宋朝。
“国富”或“民富”，是政治经济（国家经济）在进行资源配置时要面对的终极选择。正如司马光所言（大意），天下财富总量恒定，聚之国库，民间自然就贫瘠。
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历史，对于“强人政治”一向情有独钟，比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是时，朝代更迭不久，国内高度集权，政局基本稳定，国土疆域辽阔，外族侵略受到压制。“强”和“大”的国家主体尤其符合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国家价值观。但是这样的政治，很多时候是倾民间之财富撑国家之体面，老百姓的日子多半未见得好过。
反观历史上“积贫积弱”的朝代，国库空虚，政治宽松，人民却难得的安居乐业。所谓“官不扰民民自富”，只要政府减少税负让利于民，官员不与民争利，不对市场进行过多干预，民间的创造力就会被极大地激发，老百姓就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比如汉代文景之治、隋朝文帝（逐粮天子）、以及宋朝的多数时候。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唐朝在300年间产出了590亿斤粮食，宋代首尾300年共生产粮食1280亿斤，比大唐多一倍还多。而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New Times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给出一组宋代经济数据：北宋仁宗年间，中国人均GDP折合2280美元、南宋孝宗年间人均GDP2600美元。即使不考虑80年代至今的通胀因素，这个绝对数字直到2006年才被突破。
宋代也是最尊重知识分子的朝代，宋太祖就立下祖训“不得对读书人处以死刑”，当朝历代未有违背。因此，宋朝对读书人的惩罚，最严厉也就是发配边疆，比如岭南，虽然多半也是死路一条，但多少还可以调动一下主观能动性，通过自我调节，加上老天保佑，或许还有万一存活的可能，比如天生乐观的苏轼就是难得命大的一个。别的朝代，连这个万一也不会有。
当然，宋朝在国家面子方面有所亏欠，300年历史，有一半时间被异族压制只能偏安一隅，多次以“金钱换和平”，大节有亏。所以，为国家政治宣传需要，它很难成为正面典型。但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充其量100+年的生命时长（19世纪前，人均寿命不足30年），投胎人世，落到那国强民贫、穷兵黩武的所谓“盛世”，需要多高的幸运指数，才能免于饿死、战死、罪死的命运呢？莫若活在国贫民富、马放南山的“弱世”，好好读书，保个全尸饱食而终吧。
陈雨露、杨忠恕这套《中国是部金融史》共分两册，从周朝到明代，内容丰富，史据扎实。语言一如《世界是部金融史》风趣幽默，带些流行风。可惜只写到明代，届时中国的金融形式还是很单调的，多半也就是围绕货币的发行和应用。真正意义的银行、公司、股票都还没有，到了明代末年，“片板不得下海”，更是连外贸也没有了。第二册定稿于2014年，迄今8年了，估计后面是不会续写了。原因不明，只能猜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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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摘录：
在历史的长焦镜头中，金钱永远可以代表利益，所谓“民心”不过是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赚钱的机会，这才是一个社会最大的“道德”；在绚丽多彩的历史长卷中，金钱又永远不可能成为主角，它只是财富的一个符号，对与错，只在用钱的人。
但凡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战国之前，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封君—封臣”，土地实行分封制。皇帝只能靠“王德”维系“封君--封臣”平衡，绝不可能为所欲为。秦朝开始，封建官僚不再是封臣，而是由皇帝任命的郡县长官，或者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三公九卿。封建官僚的财富来源于俸禄、赏赐或者贿赂，只要不是独立的土地，他的一切就都在帝王掌握之中，财富也就不会再培养独立的人格。权力只对来源负责，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孔子）所谓“罕言利”，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谓“安贫乐道”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刘邦）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吕后末年，西汉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经突破3400斤，这不但是西欧1500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2240斤）。盛唐开元年间，为4524斤。明朝“仁宣之治”，3000斤，较唐宋盛世低30%-40%。康乾盛世，2262斤。
君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兵器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古代，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直接的体现。民户数量是衡量一个帝国是否强盛的最有效标志。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书》记载的民户数为800万户，唐贞观年仅为300万户，唐高宗李治登基，也不过380万户。宋仁宗年间民户1900万户，如果考虑疆域范围，这个数字远超大唐开元之治。
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
我们的模式是”集权—分权—集权“，汉祚得以延续千年；西欧的模式则是”分权—集权—分权“，不断变更着主导民族。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框架中，封建官僚不但会放大皇权对小农的压力，而且也会屏蔽皇权巩固统治根基的政策。
开创盛世的条件是在封建官僚和黎民苍生之间合理分割社会剩余财富，既保证黎民苍生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又要保证封建官僚有维持王朝统治的积极性。
也许，尘封的故纸堆从来就没有士族高门的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可以称为贵族的人。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不同时代、不同情况，关于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群体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确实非常反动，但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经真正制约皇权的群体。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不用告皇帝，士族高门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隋朝以降，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为生的根基，直到清末袁世凯仿效西欧推行”新官制“才被打破。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货币的人是隋文帝杨坚。
隋朝是第一个民间大规模设立储备粮仓（义仓）的朝代，据史籍记载，当时每郡义仓存粮都在百万石以上。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经济自然演进中最合理的单一货币重量既不是西汉官定的五铢钱，也不是民间私铸的鹅眼钱，而是隋五铢。（重2.42克）
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为国之道，莫不家给人足；圣人积不涸之泉，王者用无穷之府；清净之政，同归清净，共守玄默。
曹参相齐，贵于清净。清净则不扰，不扰则和平，和平则不争，不争则知耻。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可以获得财政的无偿拨款，那么企业就不会关心生产，从堂官到胥吏，大家只关心自己如何捞钱。久而久之，这样的企业必将损害社会利益。如果一个企业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排除任何人染指自己的行业，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把掠夺的触角伸向社会每一个角落——这个企业不但会损害社会财富增量，还会侵犯社会财富存量。如果一个企业存在的基础是强制性公权力，那么这个企业就是公权力伸向社会财富的触角。
在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只有巨大的市场才能刺激重大创新，也只有重大创新才能在人类本就低下的生产能力中创造市场。
官铸货币制造精良与否是衡量一个朝代经济是否发达最直接的标志。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成本。”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因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成员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
北宋初年中原大地的劳动力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封建制，而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谓的”自由劳动力“。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里，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劳动力必须有人身自由，即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存在一个强制性主体，所有人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第二，货币资本高度集中，即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向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手中集中。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唐朝在300年间产出了590亿斤粮食，宋代首尾300年共生产粮食1280亿斤，比大唐多一倍还多。而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要看清一个经济体是否强盛，最精准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胜出直至成为全球性跨国公司。
”金银天生非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纸币取代金属货币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所有人都信任发行纸币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兑付所有持币人的财富。
特里芬魔咒，以美元为例：美国要想保持世界货币的地位就必须向全世界输送美元，即美国必须大量进口其他国家产品；同时，美元如果想维持世界货币的币信，就必须维持出超，维持黄金储备，又必须严厉控制美元出境。
New Times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给出一组宋代经济数据：北宋仁宗年间，中国人均GDP折合2280美元、南宋孝宗年间人均GDP2600美元。即使不考虑80年代至今的通胀因素，这个绝对数字直到2006年才被突破。
任何时代都有非常赚钱的行业，如果经营这个行业需要官方特准，那么，官家豪强就会把这个行业变为天下最赚钱的行业，也会断掉无数人活下去的希望。
货币增发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在人们拿到纸币的一瞬间，仍旧从心底里认可自己拿到了财富。这种虚幻的财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财富幻觉”或者“货币幻觉”。
郑和和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遵循着迥然相异的经济学逻辑，经济学内涵已然如此，注定我们与机会擦肩而过。扬帆远航、发现新航路，是改变世界的创新，必然有着极高的利润，就如同后来的蒸汽机、电能、信息技术！就是这种可以统治世界的利润才激发了无数人去试错、去创新，在千万次试错中，成功就会成为必然。在这种经济理性支持下，会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去海洋探险，绝大部分会葬身浩瀚无边的波涛，但是，总会有人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反过来看郑和下西洋，这种行为在经济上也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朝贡贸易”。与正常商人做生意不同，朝贡贸易不考虑盈亏，所有贸易来的商品只供一个人消费，只为满足皇帝的私欲。这种航海没有连续性。
任何重大的创新都是小概率事件，并非源自某个天才的突发奇想，而是天下所有人在追求利益的进程中的点点积累，既需要财才积累、更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既然这种点滴积累需要全社会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也就必然要求和种绵绵不绝的动力——赚钱，那是一种加之于天下人头上的宿命。
由封建权力主导的行为，衡量成败的结果断然不会是利润，而是公共经济学中所谓的“效用”。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统治帝国的权力、是号令四夷的威风，这种封建统治者一个人享用的“效用”与创新带来的经济利润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把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看成是一条时间长河，那么它一定有主干也有支流。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是支流，再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实只能改变水位、流量，无法改变河流的走向。决定河流走向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千百年来每一个普通人遵从的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乃至生活习惯，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才是历史长河的主干。
这些看起来毫不干起眼的点滴小事形成了一个民族的习惯，在这些习惯主导之下重大事件的偶然一定会变成历史的必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被称为“非制度因素”。与白纸黑字的制度因素相比，“非制度因素”决定制度因素，非经漫长的岁月无法改变每一个人身上潜移默化的基因，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变数。
在西方大国的成长逻辑中，私商的财富相对稳定，一个逐渐脱离王权束缚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壮大，最终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从技术创新延伸出了制度创新，封建王权被彻底抛弃。反观大明帝国，既然帝国无法从商人手中获得足够的利益，加之“薄来厚往”朝贡贸易的思想根深蒂固，由帝国出面支持对外贸易也就失去了最根本动力——帝国未能从中获益。
西方大航海时代，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创新——国内从来都没见过，必然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新的市场带来了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带来了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又带来新的财富。反观大明帝国，这场财富盛宴的获益者甚至不是帝国统治者，而是原有利益分配链条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海外白银集中在少数官商手中，绝大部分会成为窖藏，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也没有带来任何创新……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在投资渠道极为有限的农耕社会，土地便成为一种最好的投资渠道。在原本土地兼并就已经非常猖獗的情况下，新涌入的货币资本致使地价倍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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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0 21:2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