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建设史（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聖喆

引言
”从公元265年（晋武帝泰始元年）到公元907年（唐哀帝天祐四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这近六个半世纪中，中国历史经过了漫长的战乱分裂时代和辉煌的统一时代。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它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由两汉时期的辉煌跌人东晋南北朝战乱的低谷，又在隋唐时期重新崛起，登上历史上繁荣的高峰。对于这个城市的历史，有通达古今之变的史家奋笔直书记录它的衰落，更有为它无穷魅力所吸引的诗人撰写赞美的诗篇。但这个城市永远按照历史命运的安排前行，以自己的独特性格和对王朝兴亡的影响，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秦代成都城垣载周长12里、高7丈，城内又有城墙把城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为大城，西为少城。大城为官署及居民区，少城为商业区。这种城市格局，自秦汉历魏晋南北朝，虽历经战乱，并未有根本的变化；直至隋唐时期，成都城市格局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从秦城到隋城；2、晚唐罗城的修筑；3、二江环城格局的形成；4、城市河流与湖泊景观；5、宗教建筑的兴起。
1.从秦城到隋城
隋代建立以后，随着国内政局的安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蜀中成为隋代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于成都作为蜀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吸引力，地人口有相当部分集中于成都。因此，相对狭小的成都秦城，已难以容纳众多的人口，对城坦的扩建成为必然的趋势。这个历史使命是由蜀王杨秀来完成的。



图源《成都通史》

隋代蜀王杨秀对成都城的扩建，主要是沿秦代城坦的西、南两方进行，扩展的城坦长度达10里之多，约合今3.6公里。而秦代大城周长为12里，隋代扩建子城长度几乎与秦城相等，且原有的秦城被半包围在新城垣内，成为“子城”。因此隋代扩建的成都城面积，至少达到秦城的一半，可见杨秀扩建的规模还是相当大的。这种格局的形成，使成都城市向西南方的郫、流（流江秦汉三国时期又称检江）二江更加靠近，二江的交通运输功能与城市防卫功能明显突出。这是汉代成都城市向西向南发展趋势的继续。改建后的城垣，由于靠近河岸，为唐代成都弘扬水文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隋代扩建的成都城垣，仍为夯土城垣，由于修筑城坦在城中取土，质量不如秦城考究，工程也不如秦城坚固，到唐代中期以后，逐渐崩颓，作为成都城市的防卫设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唐文宗时南诏围困成都，隋城作为成都外郭城为南诏军队迅速攻破，成都军民依靠秦城防守。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春，南诏再次进攻成都，“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人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出自《资治通鉴》）可见隋城已基本颓废。南宋时范成大在成都已仅见秦城城垣，也未提及隋城，可见在唐文宗时南诏第一次进攻成都后，隋城已基本消失。但隋城在隋代及唐前期，对于成都城市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防卫作用。
2、晚唐罗城的修筑
自秦代张仪始筑成都城，直到唐代后期文宗时的1200多年中，成都的城市防卫设施主要依赖秦代城垣。中间虽有西汉及隋代两次较大规模扩建，但均不如秦城坚固，筑成未久即逐渐颜败。而秦城坦虽然工程质量高，建筑坚固，但毕竟是夯土城，到唐代后期，已经经历了1200多年的风雨侵蚀，实际上已难以承担城市的防卫功能。唐僖宗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请筑罗城表》说，成都“山河虽险，城垒未宁。秦张仪收之时，已曾版筑。隋杨秀守潘之日，亦更增修。坚牢虽壮于一隅，周匠不过于八里”。由此可见，自秦代张仪筑城后，由于秦城版筑坚牢，质量很高，历代仅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维修增补，在千年之中成都城坦基本保持秦城的格局。但城垣狭小，早已不能适应成都人口的增加与经济的发展。因此，晚唐高筑成都罗城，成为成都城市史上的重大事件。
僖宗乾符五年（878年），成都城市防御工程开工。高骈任用僧人景仙作罗城的总体规划与设计，并为罗城的修建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他在蜀中的南部边境至大渡河进行军事部署，以防备南诏的进攻对罗城工程的干扰。并派遗景仙出使南诏，以和亲谈判迷惑对方。第二，高骈为罗城修筑组织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并合理安排工期，使整个城坦改建工程在四个月内即完工（真实性待考），没有受到南诏军事威胁的影响。第三，新的成都城以秦城为核心，向四周扩展，把秦城完全包围在内，以极大地扩展成都的面积，容纳更多的人口和适应城市的发展。第四，新的成都城垣工程中，把原流经城西绕城南东流的郫江改道，由新城之北绕城东南流，与流江在城垣外东南方向重新汇合，形成完整的环城护城河水系，极大强化了成都的城市防御能力（形成了于今成都府河、南河大致相似的水系网络）。第五，原有的郫江故道仍然保留，并未断绝水流，从城中由西北向东南穿越，并与唐代在此以前开凿的解玉溪和金水河相连，成为成都城内的饮用水源与排洪渠道。第六，新建的成都城垣外由砖石全部包砌，以加强城的坚固性和军事防御能力。



《唐季扩筑罗城图》，图源《成都通史》



今成都中心城区地图，图源网络

3.二江环城格局的形成
从秦代张仪建筑成都城坦以来，成都城市的格局是邻水型城市布局，即城市依托河流，但河流两岸并不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具体来看，成都秦汉城垣均在郫、流两江东北，郫、流二江则从都江堰由西北向东南流过，在成都秦汉城坦的西郊并流，而且形成一个朝向东北方向的半弧形回环。成都秦汉城坦即是坐落在这个半弧形的回环之内，秦城的西南坦距郫、流二江有相当的距离。
汉代至魏晋时期，在成都南郊流江之南建立“锦官城”，作为织锦工匠及管理官署的所在地。“锦城在县南十里，故锦官城也。蜀锦在这一时期是国家直接控制的重要手工业品，但把锦官城建于远离成都城垣，并且有二江相隔离的远郊，可见锦官城的选址，主要是为了保证其与城市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在成都秦汉城垣南出的郫、流二江上，主要桥梁以笮桥为主。笮桥为索桥，虽可通行行人，但车辆来往毕竟不便，可见秦汉成都的西部及南部两江之地并非城市行政与居住功能发展的主要方向。东晋桓温灭成汉后，平夷秦城的少城城坦，仅余大城，也可见当时成都城市发展的重心不在少城而仍在大城。
但是，隋唐以来成都的城市发展打破了这一邻水型城市格局。首先是商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水道交通。杜甫诗说：“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李白诗说：“灌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航下扬州。”这些都是流江边商船竞舶盛况的写照。
4、城市河流与湖泊景观
除郫、流两江外，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都城内外的其他河流水系，也对城市的发展和格局的变迁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锦江，即流江在成都城南的一段。由于锦江两岸是成都传统的水陆交通中心与织锦业的分布地，从秦汉时代起，锦江两岸就是成都城市的繁荣地区，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仍然保持了这一城市特色。



今成都锦江区安顺廊桥，图源网络

另一段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影响成都城市风貌的重要河流是浣花溪。浣花溪在成都西南郊，为锦江上游的一段。
浣花溪与唐代大诗人杜甫结下不解之缘。唐代安史之乱后，杜甫人蜀，卜居于万里桥上游浣花溪畔的草堂。浣花溪与百花潭为杜甫常经行之处.



成都今杜甫草堂博物馆，另有浣花溪公园位于杜甫草堂南侧，图源网络

5、宗教建筑的兴起
成都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道教文化传统和根基，所以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蜀中政局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据学者研究，早在东汉时期，有可能就沿南方丝绸之路传人蜀中，几乎与由西域传人中原同时。虽然蜀地佛教的兴起，在汉代比中原地区要慢，但从南北朝起发展迅速，到隋唐形成了高潮，并出现了自己的特色。
5.1成都道教建筑
成都城内最重要的宫观当属青羊宫（另有青城山位于成都城西北约50公里处），坐落在成都市区西南面，南临百花潭，西望杜甫草堂，东邻二仙庵。初名“青羊肆”，在战国、秦汉时期，是成都西郊的市集之地。据《道藏辑要》记载，“青羊宫”原为东汉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传道之地。据考证，三国时取名“青羊观”。至唐代更名“玄中观”，唐僖宗时又改“观”为“宫”。五代时改称“青羊观”。宋代又复名为“青羊宫”，一直至今。
关于青羊宫的由来，据《蜀王本纪》载：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日：“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时隔三年，尹喜如约前来，老君显现法相，尹喜敷演道法。自此以后，青羊宫观便成为道士聚会传道之所，但在汉代以后至唐末名声不显。
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僖宗避黄巢之乱奔蜀，玄中观内出现灵异祥瑞。据记载，观内突见红光如毯(球)人地，穿地砖，上有古篆六字云：“太上平，中和灾”。这一古砖的发现，僖宗将其当做天降吉祥的象征，说是它预示着黄巢起义即将失败，僖宗就要重返京城长安。这一祥瑞的出现，无疑与蜀中道士迎合僖宗急于平定黄巢之乱，回到长安的心理密切相关，但由此成为玄中观重兴的转机。唐僖宗为此颁布《改玄中观为青羊宫诏》，把玄中观改称为青羊宫，“仍置殿堂屋宇”。僖宗下诏重修青羊宫，“行用库钱二百万，爰征班匠，乃速厥功……巍峨云阁，乍似化成，岌业霞堂，初疑涌出。檐张羽翼，栋压虹霓，粉壁霜凝，丹楹火亘，窗笼倒景，户辟长霄。岗阜崔嵬，楼台显敞……其宫室牖户，台榭池塘，似云雾之结成，如丹青之写出”。可见唐末青羊宫重建后，规模宏大，殿阁壮丽，园林台榭俱备，成为唐末五代时期成都最为盛大的道教宫观。



今成都青羊宫，成都五城区之一的青羊区由此观得名，图源网络

5.2成都佛教建筑
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对成都城市风貌及文化最具影响的佛寺当属大圣慈寺（今又称大慈寺）。
大圣慈寺为唐代兴建于成都的第一大佛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玄宗到成都避安史之乱时，经内侍高力士奏，城南有僧人英干施粥救贫馁，祈愿“国运再清，克复疆土”，希望在府东立寺为国崇福。于是玄宗御书大圣慈寺额，赐田一千亩，敕建大圣慈寺。大慈寺为唐玄宗为祈福而敕建。明曹学俭《蜀中广记》引《通志》说，“大慈寺，唐至德年建。旧有肃宗书大圣慈寺四字，盖敕赐也，故会昌不在除毁之例”。成书于南宋的《佛祖统记》史料价值较高，其所载大慈寺兴建史实应较确切，《蜀中广记》所引书载肃宗为大慈寺书额，应为后世之误传。王卫明在《大圣慈寺画史丛考》一书中认为“大圣慈寺初创于唐玄宗的开元时期，经半世纪后至唐肃宗的至德年，又以玄宗的蜀中避乱为发端而大加改建”。由于从兴建之日起就是皇家寺院，大慈寺在成都佛寺中具有特殊地位，往往其增建维修都由地方长官亲自主持。即使在唐末武宗会昌灭佛时，大慈寺也依然保留，未被波及。唐德宗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再修大慈寺普贤菩萨记》中说，他为大慈寺兴修供奉普贤菩萨的正殿，重门广庭，规制宏大，“观其左压华阳之胜，中据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垒秀其西偏，足以彰会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诱，安得不大其栋宇，规正神居哉。”大慈寺在成都城市的东部，由于规模盛大，成为唐代中期以后成都的佛教中心。



今成都大慈寺入口，大慈寺东侧现为成都著名商业街“成都远洋太古里”，图源网络

总的说来，由于唐末罗城的修筑，成都的城市格局由秦汉时期的二江抱城的临水型城市变为二江环城、溪水穿城的亲水型城市。自秦汉以来，成都城因水而兴。水是成都城市的灵魂，历两晋南北朝到隋，水成为成都城市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水滨高耸的楼阁是成都最负盛名的建筑，水上倾城的遨游成为成都人最喜爱的娱乐，成为隋唐成都文化最重要的标志。
参考文献
《成都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谢元鲁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