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瀚朔：一文了解首席经济学家们在清华五道口都说了啥 ...

排排坐

瑞·达利欧：过去500年大国兴衰有典型的周期在不断地重复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表示，他研究了在过去的500年当中最强大的十大国家包括三大储备货币的起起伏伏，它们曾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他指出，在250年当中这些大国的实力不断循环往复，会有一些周期，中间有10-20年的转型期作为缓冲，转型期都是冲突发生的时候。
怎么样衡量大国的实力？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用了8个主要的实力指标，包括教育水平、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力、竞争力、经济的产出（包括在全球贸易当中的比例）、军事势力、金融中心实力、资本市场、储备货币实力八大指标，进行可衡量对比，能够知道现在这些国家对比过去怎么样，是实力上升了还是衰弱了。对比可以发现，有典型的周期在不断地重复。
他还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因果推动了一个帝国的兴衰，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更高、能够不断地进行创新，有更多的技术发展，他们才能有更多的能力让货币成为储备货币。
国家内部有什么样的因素推动了国家的兴衰？简而言之，这些大的周期什么时候开始呢？
达利欧表示，通常有一个大的冲突，以至于战争时他们能够除旧破新，有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全新的主导国家。当时这样没有人可以抗衡的国家会繁荣发展。这是周期的第二个步骤。
当大家习惯了安居乐业、繁荣和发展，我们会发现他们不断地借贷，债台高筑之后会有金融泡沫，这样你会发现它的帝国贸易份额不断增加，而且大多数贸易以这个货币进行结算，因此它成为了储备货币，使他们有更多的借贷行为。
除此之外，我们会发现财富的分配不平均，越有钱的越有钱，穷人一无所有，差距过大之后泡沫破了，只能开动印钞机不断地印钞票，这样穷人和富人之间会有内部矛盾，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财富重新分配而进行的革命，可以是和平革命、也可以是内战。
当帝国不堪重扰去解决内部矛盾时，力量相对来说就会下降，所以新的正在冉冉升起的大国能够去竞争，因为大国内部冲突正在解决，外部的冲突中会有新的赢家和输家，赢得全盘皆赢，建立了全新的世界秩序，这样自我更新的周期重新开启。


林毅夫：总有一天美国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指出，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200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是6.9%，2018年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6.8%，增加了9.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新兴国家如何在新世纪中实现这一点？林毅夫表示，是因为新兴经济市场拥有后入者的优势，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低很多；同时也可以从全球化当中受益，全球化使得新兴市场有足够的市场发挥他们的竞争优势。
他指出，在全球版图的变化当中，最大的输家是美国，因为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经济体。到2014年时，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同时，林毅夫也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规模是最大的，但是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更高。面对当今的情况，对于中国来说接下来何去何从最好的战略是什么？林毅夫给出两个建议。
第一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
林毅夫指出，中国正处在迎头赶上的追赶状态中，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四分之一的水平，美国在人均GDP和科技人均占比两个方面更高。但是中国正不断地大踏步迎头赶上，有个后发者优势。
他分析指出，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类似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这种后来居上模式的国家的经济增速有8%-9%。对中国来说，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潜质。与此同时，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来算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并且有较好的政治环境保证它的稳定增长。
林毅夫认为，中国应该发挥这些优势，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第二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为什么这样建议？第一，林毅夫指出，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能够保持经济8%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每年实际可以实现5-6%的增长。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每年继续给全球至少贡献四分之一的增长甚至更多。
第二，林毅夫指出，中国不仅仅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现在中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所以在全球你可以算一下，对于全球90%的国家来说中国要不然就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国，要么就是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国。”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贸易是一个双赢的东西，尤其在当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大家应该实现1+1大于2的共赢，所以他建议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
最后，林毅夫指出，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50%，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是美国的4倍，总有一天会是美国经济总量的2倍。
“那一天到来了，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尤其只有跟中国打交道，才能维持自己的就业率，才能确保他们的国家有获益，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样树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稳定和平的新秩序。”林毅夫最后说。


李稻葵：中国抗疫为每个中国人多增加10天寿命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认为当下国内要好好地控制疫情，不谈GDP、经济发展、货币，李稻葵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解分享了他的研究心得。
李稻葵指出，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值得骄傲的是，1949年中国35岁人均寿命提高到了今天的77岁，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人均寿命提高了99天。
而过去两年的抗疫帮助中国挽救了多少生命？李稻葵举例计算，中国的人口是美国4倍，暂且把美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乘以4，即假如没有做好防疫工作，过去中国会有400万生命的损失。而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假设抗疫工作没有做好，会使得失去的生命在60、65岁左右，而每一个生命的挽回，相当于让每个人多增加了10天的寿命。
“过去两年的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李稻葵说。
李稻葵进一步表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提升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活水平提高包括什么？包括有时间健身、包括家里安了空调、夏天可以休息好、冬天有暖气等。他研究判断，过去30年或者20年平均人均消费如果上升或者下降一个百分点，带来十天的人均寿命的上升或者下降。
李稻葵表示，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长平均寿命，1%的人均消费增长能提高十天的人均寿命，而十天相当于通过抗疫挽救了400万的生命。


刘世锦：发展数字经济　带动绿色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世锦首先指出一个误区，当前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时，很多时候看短期的多，看长期的少，特别是不太注意把短期问题放在长期背景下看。刘世锦认为，很多货币、财政政策不一定能承担刺激任务，短期的货币、财政政策用以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而长期的增长动能得靠别的东西。
刘世锦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从这个角度就全球的问题，刘世锦谈论了应对气候变化时，怎么将其转化成创新和增长的动力。
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刘世锦认为，从中国的经验来讲是三种反应方式。
第一种，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者高碳的行业感到有压力，这些行业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要退出，但在短期比如看到油价、钢材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它们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到底要不要退？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种，适应型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节能永远是对的，因为节能以后能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刘世锦说。
第三种，进取型反应。积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特别是推动绿色的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生产方式。
刘世锦指出，在三种反应里面最重要的是采取进取型反应，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或者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刘世锦坦言应对气候变化最初面临很大的压力，想回避发现回避不了，逼着必须搞创新，最终将气候变化压力转为创新增长动力。绿色创新除了能实现减碳外，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创造了更多消费者剩余。
刘世锦指出，新能源汽车上升势头很快，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售总量的比例接近20%，这个速度远超预期。
从消费者的反应看，大部分消费者买新能源新车关注的是性价比、性能，首先感觉到用电比买油的运营成本低，而且车机好用，舒适程度高。他指出一个现象，两年前买新能源车可能是为了摇到号买油车过渡，而消费者自从开了新能源车就不再改变了，“你让我开油车我都不开，我就开新能源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
第三，刘世锦指出，绿色创新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比较贵有溢价，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有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变成负的了。刘世锦以光伏发电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分析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第四，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技术，与数字技术或者数字经济密切结合。刘世锦认为，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数字化转型阶段，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并行的，孪生的数字界面已经出现，这个会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气候变化带动的技术创新主要在能源和传统的产业领域，本来数字化进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现在提前了，而且会起引领作用。
所以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而且这不是主动的，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后“花朵”“果实”超越预想。
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刘世锦还指出，发展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的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新能源汽车，刘世锦特别提到特斯拉，他指出特斯拉在上海工厂做得很不错。对于近期马斯克对中国工人给予高度评价一事，刘世锦肯定表示，中国工人各个方面素质都很好，其他国家可能还比不上，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优势。
国内对特斯拉工厂设在上海有不同的意见，有声音认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占了国内的市场，使得有些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此，刘世锦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有些不比特斯拉差，进来一个强的竞争对手，国内只要放开、允许竞争，中国的企业一点都不差，我们要有信心。
“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黄奇帆：适时建立锚定在自身GDP含税量与国债信用上的人民币之锚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今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要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一国的货币应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有了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陆挺：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 突出纾困重要性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今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在货币政策空间比较有限的背景下，今年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突出纾困的重要性，信贷政策向面临困难的中小企业等倾斜，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在纾困方面给予一定的租金、税收税费方面的减免。


余永定：可以考虑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可以考虑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余永定表示，长期保持大量对外贸易顺差的政策在过去对我国是好的，但在目前需要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的重要条件是有足够的内需，因为内需不足企业就会选择出口。要让我国拥有强劲的内需，除了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方式，短期看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管涛：央行货币政策时间窗口并非美联储是否加息 而是通胀期到来之前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今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小，但间接影响不容忽视。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修复。这加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有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最近两个月中国的CPI同比、环比增速出现上升，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并不是美联储是否加息，而是通胀期来之前。
以下特别推荐两位大神的演讲
达利欧最新演讲：我分析了过去500年的历史，总结出三大规律

瑞·达利欧（桥水基金创始人）
摘要：
1、纵观过去500年的历史，总结出三条规律：第一，非常巨大的债务伴随巨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第二，巨大的内部冲突；第三，大国的崛起。随着大国力量的加剧和增长，大国之间彼此无法认同彼此，有了不同的观点，就会产生冲突。在竞争过程中会发现如果冲突没有得以自我化解，则会有更多的冲突产生。
2、有很多的钱被印超了，这是一个标志，不断印钞表明这个国家存在不平衡，不平衡一方面体现在它花的钱，另外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花，只能靠印钞花钱。
3、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全球经济过程中会发现经济资源在全球进行分配，如果你在一个国家生产东西成本更低，那就在那个国家生产，生产完再运到其他国家，而在全球经济活动过程中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全球资源的分配。
正文：
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遇到了很多让我很惊讶的时刻，或者说，让我感到惊讶的事件，因为之前没遇到过，但是后来发现在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
一开始是在197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有这样一个承诺，要偿还黄金的债务，尼克松总统说没有办法用黄金支付了，他们就开始了货币系统的支付方式。我以为市场会有反应，我回顾历史发现，在1933年3月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通过追踪历史的方式学到很多并且看到很多让我惊讶的事件，于是，我深入了解了这段历史、学习了这段历史。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三大趋势和规律，我纵观了过去500年的历史，总结了这三条规律。这个研究是我亲自做的，之所以做这个研究是因为我必须了解今天发生了什么，以及在当今和未来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角进行预测。
我总结出来三大问题，接下来我将逐一简单跟大家分享。
第一，非常巨大的债务伴随巨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
什么叫做债务货币化？中央银行印钞票来购买债务，在全球三大主流货币当中尤为严重。
第二，巨大的内部冲突。我们发现上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在1930、1945年，当时美国产生了财富和价值观的差异。而且在西方世界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内部的这些冲突带来的是左翼、右翼的民粹主义，他们在人群当中代表一部分人，他们希望进行斗争，他希望和其他的人群进行对立，他们对立的点是希望能够把自己让步降低到最低点，这样的斗争对民族有影响，所以在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极严重的内部冲突，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大家可以看到1930-1945年的历史形成这样的规律。
第三，大国的崛起。比如中国的大国崛起，由于中国的崛起会挑战已经存在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已有的世界秩序被大国挑战了，使得外部产生很多冲突，不一定是有冲突，但是水到渠成地会有外部冲突的产生，原因是随着大国力量的加剧和增长，大国之间彼此无法认同彼此，有了不同的观点，就会产生冲突。在竞争过程中会发现如果冲突没有得以自我化解，则会有更多的冲突产生。
历史告诉我们当这三大力量齐头并进的时候会有非常高风险的环境，这是当今所处的社会现实和环境所面临的情况。所以我必须要研究储备货币的兴衰还有包括储备货币所代表的国家的兴衰，回顾过往500年历史我总结出以上三点。并且我对中国各个王朝的兴衰进行了研究，从唐朝600年左右开始。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于大国的兴衰进行研究。
另外，两个特别的因素也吸引了我的研究视野，他们也是非常显著的因素。
首先，自然之力。包括全球流行疾病，包括干旱、洪涝灾害，它们实际上是不频繁的，但是一旦来袭影响非常大，它们造成非常多的死亡并且会颠覆很多的文明，比前三个因素还要更大，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自然之力。
其次，随着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人们的能力进行适应化的变化，逐渐适应环境和突发事件。所以我纵观历史会发现实际上同样的事一再重演、不断地重复、循环往复，其中唯一一个变化就是大家用什么样的技术，这是人之常情，人的本质不会变，人的本质是推动历史往复前进的基石。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借的债务拿什么钱还？如何偿还？用硬货币偿还，如果是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的痛苦，因此事实是怎样的？事实在于说有很多的钱被印超了，这是一个标志，不断印钞表明国家存在不平衡，不平衡一方面体现在它花的钱，另外一方面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花只能靠印钞花钱。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图（▲上图），蓝色是短期的利率水平，当它达到了零的时候，如果此时债务水平又特别高，这相当于要印很多钱才能偿还这个债。红线产生了它的结果。所以在1930年到1945年期间发生的情况不言自明，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更好观察并且预测2008年经济走势，当时债务占GDP的水平特别高，而我们的利率水平接近零的水平，并且我们也观察到央行印了很多钱希望能够渡过周期，历史往往循环往复。


前面讲的是印钞，这一页代表的是1900年以来的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的是要提醒各位注意，你会发现美国自从1930年以来经历了最大的收入差距，相当于财富和收入的分布有特别大的差距，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会加剧
现在所存在的政治方面的差距，回溯到1900年开始，红色线所代表的是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投票记录包括，蓝色线代表的是民主党投票的记录，对应参议院、众议院。大家可以观察到线越来越高它变得更保守，所以相当于是政治的右翼向右倾斜，我们可以发现蓝线往左往下面走，大家可以看有一个差值，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自从1900年开始意识形态的差距是巨大的，是自从1900年以来前所未见最大的意识形态的差距。
所以我发现投票差距最小的地方是大家最不愿意妥协的地方，这表明是一个政治方面的挑战，而这样的一个政治方面的挑战非常严重，严重到以至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下一届总统选举过程当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失败，如果是这样，系统会受到颠覆和破坏，这是历史一再告诫我们的。
我希望把不同力量的强度进行对比、实力进行对比，这边的实力表明的是国家相对实力，比如说从1500年开始进行对比。我必须研究足够长的历史才能了解大国它的起伏和兴衰以及储备货币国家的兴衰，大家可以看到有8个实力方面的指标，之后跟大家讲这都是什么，整体来讲的是综合实力的对比和指数。
红色的线是中国，最开始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之后有所下降。我们发现荷兰人和英国超过中国了实力，1880年以来慢慢下降，会发现是屈辱的100年，后面继续下降一直到1949年，会发现后面的图表表明中国从1949年以来不断上扬、有所进步，见证了中国包括在全球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幻灯片（▲上图）中左边图片向各位展示的是死亡率的数据，衡量刚才说的大国冲突包括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率，右手边给大家展现的也是全球死亡率，这个数据也是不断上升，是自然之力造成的全球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基于这些点刚才讲到纵观历史我们不能忽略自然之力，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就是其中的典范，我们必须要注重自然之力。
我想让大家了解这个信息，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觉得了解了历史的大周期的循环往复的规律就能够去洞悉未来，我不会花很长时间讲每个国家周期是怎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冲突不断地上升，接下来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下一个主导的国家的出现肯定会引起自然的冲突，所以通常根据历史规律会有金融战争、经济战争，我们觉得有五种类型的战争，有的时候有贸易战争、技术战争（还包括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争）、资本战争、经济战争、军事战争等五种。
它们开启之后会不断地加剧升级，现在我们会观察这样一个环境，会有很多经济和资本方面的战争，换言之，这个环境过程中大家希望通过战争控制一下对资源进行分配，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全球经济过程中会发现经济资源在全球进行分配，如果你在一个国家生产东西成本更低，那我就在那个国家生产，生产完再运到其他国家，而在全球经济活动过程中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全球资源的分配。
有一些由政治决定的资源分配，比如制裁之下的资本流动，这也和二战之前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美国对日本有制裁，阻止石油运进日本，以及对日本资产的制裁这都是二战的结果。
我们也不应该去认为因为这个事情在过去发生了，很有可能未来就一定会发生，但是可以去了解一些经验，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因果关系，学习这类经验能够让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意识到它，并能够防止它的发生。
（整理自瑞·达利欧于2022年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主题为《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未经本人确认。）
黄奇帆最新演讲：下大力气搞好金融，这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5月14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在其看来，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黄奇帆认为，人民币发行锚定美元绝非长久之计，应该锚定自己的GDP含税量上、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黄奇帆表示。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黄奇帆表示，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黄奇帆表示，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黄奇帆称。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黄奇帆认为，近年来，中国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黄奇帆表示，应该创造条件让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黄奇帆认为。
以下为黄奇帆发言全文：

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圆桌论坛。就今天的话题我谈一点体会。我认为，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性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国际冲突持续升级，局势走向扑朔迷离，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越来越大。“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压力。
第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要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4%，做到这个很难。
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毋庸讳言，中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第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七普的结果，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18.70%，比六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再比如，我们虽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对应于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再比如，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的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我们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类似的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以上我抛砖引玉，提出五个方面的命题，供大家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