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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大兴土木，或者大举用兵致使国库亏空，可是那些钱不都到了工匠和士兵手中吗？为什么会使朝代衰落呢？
有一个奇特的观点，明朝的灭亡，就是源于明朝不大量引发钞票，俗称指引。
元朝灭亡，就是源于大量引发钞票。
天朝从宋朝开始使用纸币，明朝的前期也使用纸币，但是当时纸币和实物货币都是同时使用的，这样纸币是无法大规模贬值的，因为如果纸币发行量过大，币值下降严重，实物货币必定成为流通货币，纸币退出市场，清朝则基本上不实行纸币，可以这样说，宋 明 清朝的统治者比较老实，宋明两朝即便发行纸币，也准许实物货币使用，实际上给纸币这个野马套上了缰绳，不至于脱离控制，当然期望纸币不贬值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明朝中期废除纸币的根本，这一措施也可以说又让明朝延续了一百多年。
元朝则不同，自始至终，元朝是以行钞为主，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道：“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从那时开始，元朝一直强行规定使用纸币流通，而且变本加厉的不断贬值（没有张居正的变法），直至灭亡。
明朝建立后也印行“大明宝钞”，但朱元璋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不敢废除铜钱，在京师和各省设立宝源局，专事铜钱铸造。在纸币与铜钱并行的情况下，纸币的信誉迅速下降，据《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在世的洪武二十二年（1389），江西、福建一带面值2000文的宝钞在民间只能换铜钱500文；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宣德七年（1432）面值1000文的宝钞只值铜钱5文，宝钞“积之市肆，过者不顾”，正德以后朝廷遂放弃发行。
咸丰朝这次“币改”起始仓促，只为解决眼前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缺乏细致的章程和准备，所发行的“钞票”又明确为不可兑换纸币，民间对此疑虑重重，发行当年，京师所在的顺天府就推遇阻，其中以“官票”的阻力最大，因为它面值大，又不能兑换成真正的银两，所以商人普遍拒绝接受。
在朝廷的强力推行下，“钞票”又勉强维持了几年，但贬值程度相当惊人，据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到咸丰十一年（1861）6月，官票“似已绝迹不行”，而钱钞“则跌落到2.6％至5.2％”，可以说“惨到极点”。但这又让外国商人找到了机会，他们以很低的价钱从社会上大量收购“钞票”，之后拿到清政府海关以原面值充当税款，因为是国家法定货币，海关竟然不能不收下！
咸丰朝这次“币改”更短命，前后不足10年，除了对社会财富进行了一次搜刮洗劫、顺便便宜了一些外国商人外，可谓无一是处，对经济和金融的破坏性却是严重的，加剧了晚清经济和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资本和权利的关系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为了救亡图存，人为加速的。那时候搞改革，看到了要商业救国，但中国缺乏资金，各方面技术条件欠缺，资本主义起步是靠政府扶持出来的。大量的企业看起来是民营，实际上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政府直接投资，或者政府给你担保让你借钱。
1910年实行铁路国有化是全民拥护。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变态的民营企业，不是现在这种民营企业，是拿到公权力的民营企业。原来政府还可以监管它，现在成了民营企业，体制内的反腐程序管不了。铁路原来在国有体制下是有产权的，私有化之后，腐败问题解决不了，企业和所谓的股东之间产生了冲突以后，政府已没有足够调控能力，这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冲突。
尤其是四川铁路公司，讲起来是民营企业，7000万老百姓是股东，但股东是被迫当的，脱离了股东的监管，用当时户部的话说“叫协官以欺商，协商以蒙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坚决认为在政治权利制衡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任何对国资产的私有化都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另外，任何对大规模集资的酷爱都将是一场灾难。
生产力绝对不足，而需求是得不到满足的匮乏状态。
记住，生产力与需求是共生的。
请问，古代有手机吗？有互联网吗？
没有，自然不会有淘宝网，自然没有苹果机。
凯恩斯主义不是可以凭空创造需求。
凯恩斯主义只是通过印钞票与财政赤字，他未来的需求提前自取了。
凯恩斯主义，如同吸食鸦片，把未来提前消化了。
如果生产力供给一直无法进步。那你是知道，一个吸毒的人，有的只是彻底的灭亡，而不是又建立起新的秩序。
希望先生，好好学习经济学，千万不要一知半解！
揭秘：元朝灭亡是因为滥发纸币导致经济恶性通胀
中国历史上，朝代灭亡常伴随着恶性通胀。诸如新莽、东汉、北魏、萧梁、隋、南宋、金、元、明、民国等朝代的末年，均有高通胀。其中，元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惟一一个始终使用纸币作主要流通货币的朝代，而通胀的幽灵也几乎贯穿其始终。
南宋与金均为元所灭，二者在灭亡之前也都面临着相当惨烈的通胀。南宋因为采用分界发行货币的办法，单从物价上不易看出通胀真相。但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估算，蒙古1276年占据江南时，纸币十六界会子要4500贯才合白银一两，较第一界会子已经通胀不知道多少万倍。金代末年的通胀也相当恶性，交钞百缗(百万文)只能买一碗面，到最后万贯(千万文)只能易一饼。四民失业，或倾族远逃，或铤而走险，战士也丧失斗志，终至溃败覆灭。
元初，治理者看到南宋、金末的恶性通胀的教训，比较谨慎，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钞，严格遵守银本位，有十足准备银，且准许兑现，因此通胀控制较好。但1276年后权臣当国，开始滥发宝钞，且禁用铜钱，还将各种发行准备库中的金银集于大都，引起各地物价飞涨。此后1287年发行至元宝钞，五倍于中统钞，1309年发行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钞，至此官方发行钞票已公开贬值25倍，实际远不止此数。到元末的顺帝至正十年(1350)又发行至正交钞来收拾残局，无任何金银准备，几是“纸本位”。通胀至此如脱缰野马，再也无法遮拦。元末米价比中统初年上涨六、七万倍。民间交易，纸币用车载，差不多一车纸币也就买一车卫生纸。纸币基本失去流通功能，百姓多进入实物交易经济状态，酒肆商铺也多自制代用货币，一下子就回到“两只斧子换一头羊”的原始社会阶段。有首民谣充分反映了恶性通胀下百姓的愤怒：“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元代通胀的成因，傅筑夫、彭信威、千家驹、李剑农等学者均有揭发，现在辅以个人意见，撮要述之：
首先是因为财政赤字，为弥补庞大赤字，政府只好滥发钞票。财政赤字的首要因素是军费。元代几乎年年用兵，从早先的耀武东南，筹防西北，到稍后的东征日本，南伐爪哇，到中期的平定南方及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叛乱，再到末年的群雄并起，顾此失彼。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腐坏的吏治、狼狈的公共赋税能力，使得元代的国家财政赤字十分严重，且几成常态。财政赤字还因为对内维稳，不是维护社会稳定，而是维护官员胥吏阶层的稳定。所谓通胀来了，让公务员先跑!譬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元二十三年(1286)两次为官吏增加俸给，第一次大约加薪50%，第二次再次加薪50%。到至大元年(1308)就更离谱了，用至元钞照中统钞原俸发给官俸，相当于增加5倍薪水，因此而全年支出5亿贯，超过当年岁入一倍。财政赤字的末一个原因，则是权贵集团的奢侈无耻，像文宗时宫中养的狮子老鹰一类的动物，吃肉就要花一万多锭，当时国库年入也不过三百多万锭。至于元代的财政赤字有多严重，仅举至大四年(1311)为例即可知一斑，当年日用、军需、土木、赏赐等开销共2000多万锭，国库存钞只有11万锭，不及支出的二百分之一。
其次是政府盲目大上公共工程，前引民谣中的“开河”即是一例。顺帝十一年(1351)，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发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十三路民工15万、军兵2万治河，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东去，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费用不足，怎么办?还是老办法，加印钞票。雕版印刷术这时早已成熟，印刷的钞票精美绝伦，可惜钞票不是艺术品，没有购买力的钞票再美也不过是一张废纸，当时民间唤的观音钞即是绝妙讽刺：“观音钞者，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
再次是吏治腐败。政府信用既已接近破产，吏治之污秽只有变本加厉。就钞法而言，本来官方明文规定民间可持昏钞(旧钞或有部分磨损之钞)去回易库按原值调换，但官吏结党营私，上下其手，往往只给5折乃至更低比率的兑换，甚至百姓等候多日还兑换不到，而通胀一日比一日猛，多等一天，就贬值多一分!在市场上购物或缴纳税收时，昏钞又不能使用，几同废纸!此外，昏钞一般收到库中，即行烧毁，又有监烧官吏，将应烧的昏钞指为伪钞，以显才干或逼收钞者行贿，这就使管库官吏更加不愿回收昏钞。于是一切钞法，名曰便民，最终都成害民!
1351年，红巾起义爆发，此时的元顺帝却为西番僧所惑，佞于佛事，骄奢淫逸。于是“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与此同时，“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犹如沙滩上种花、空中盖楼的至正变钞宣告失败，元朝财政也彻底崩溃。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建立明朝，元政权退居漠北，仍沿用大元国号，与明朝对峙，史称“北元”。中原的元政权，可说是灭亡了。尽管通胀不是其灭亡的唯一原因，但毕竟是重要原因或致命诱因。
中国人民银行出版的《金融知识国民读本》说，“每一次通货膨胀都是一个劫贫济富的过程”。学者时寒冰更直截了当：“通胀是穷人的眼泪”。与此同时，更有论者指出，通胀也是政府征收的税收。对照元代的历史来看，这三种说法都非虚言。劫贫济富的过程持续得越久，穷人的眼泪越滂沱，社会就越不稳定，大规模社会革命爆发的可能也越大;政府利用通胀变相征收的税收越高，遭到反弹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合法性也就越岌岌可危。元代的高通胀及其灭亡，即是一个有力证明。
元朝的历史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成吉思汗建立的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地域辽阔，蒙古铁骑不可阻挡。
蒙古铁骑所到之处，不仅仅征服了无数的土地和人民，还有的就是掠夺了无数财富，历史上有无数的记载，成吉思汗的子孙无疑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富二代！
可是，手握最强大的军事机器
最大量财富的元朝仅仅不到九十年就灭亡了。
宋朝和明朝都坚守了接近三百年，清朝也是外族建立的政权，也坚守了接近三百年，可元朝从极度的繁华到灭亡仅仅不到九十年！ 元朝的繁华从历史上可见一斑，元大都是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当时的扬州 南京盛极一时，元朝是典型的城市经济。
元朝是外族政权不完全解释这一点，蒙古族从没有主动融入汉族，这仅仅是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和清朝有明显的差别，清朝政权从顺治开始就主动融入汉族，这或许是元朝不能持续的原因之一。
元朝是快速建设和快速灭亡的典型，前期城市经济快速走向繁荣，后期快速衰落，在明朝的建立过程中，朱元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消灭同是起义军的张士诚
陈友琼，后来对元朝军队的作战基本就成为陪衬，由此可见元朝当时的虚弱，从前期蒙古铁骑的战无不胜到后来的虚弱不堪，根本原因在于哪里？
或许我们需要从内涵上寻找原因。
天朝从宋朝开始使用纸币，明朝的前期也使用纸币，但是当时纸币和实物货币都是同时使用的，这样纸币是无法大规模贬值的，因为如果纸币发行量过大，币值下降严重，实物货币必定成为流通货币，纸币退出市场，清朝则基本上不实行纸币，可以这样说，宋 明 清朝的统治者比较老实，宋明两朝即便发行纸币，也准许实物货币使用，实际上给纸币这个野马套上了缰绳，不至于脱离控制，当然期望纸币不贬值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明朝中期废除纸币的根本，这一措施也可以说又让明朝延续了一百多年。
元朝则不同，自始至终，元朝是以行钞为主，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道：“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从那时开始，元朝一直强行规定使用纸币流通，而且变本加厉的不断贬值（没有张居正的变法），直至灭亡。
本人前面一直说过，货币贬值对物价的通胀作用有加速效应，1940-1945年间的法币标志的物价是典型的事例，元朝的纸币流通主要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币值最稳定的是中统钞，我想当时的忽必烈也有充足的准备金（金银）来发行支撑这些货币的币值，因为战争为大元带来无数的财富，中统钞自然具有稳定的币值；
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至元钞，前后超过了36年，这期间元朝的政权基本稳定，虽然曾经出现几次宫廷动荡，政权基本是稳定的。而发行量最多、贬值最严重的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时开始流通的至正钞，这种新钞一贯权铜钱1000枚，是以前的至元钞的二倍。过去的交钞或以丝为本，或以金银为本，而这种至正交钞是以纸为母（本），实际上以纸为母相当于不要准备金，成本无限接近于零（纸张的价值），铜钱为子，本末倒置，同时发行“至正之宝”铜钱，来配合发行纸钞，让铜钱来代表纸钞。目的是印制交钞，以虚代实。大量印刷交钞的结果是使物价上涨10余倍，人民不愿使用，以至于有人用纸币糊墙铺地者，交钞最后形同废纸。元朝政府自始至终是以政府强制手段发行不兑换纸币为基本货币制度的，因为没有了准备金，自然也就无法兑换。
更改钞法发行至正钞的背景是什么哪？至正十年（1350）十一月，元廷下诏成立诸路宝泉都提举司，发行至正中统交钞，每贯值铜钱1000文或至元宝钞2贯，中统交钞与至元宝钞并用。铸造“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这次币制改革，源于顺帝即位后，对贵族、官僚、寺院滥行赏赐，挥霍无度，加上各地灾荒频频，使国库空虚，财政艰难。
脱脱再次出任中书右丞相后，集中书省、御史台、集贤、翰林两院等部大臣共同商议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最后决定采纳吏部尚书契哲笃更改钞法的建议，试图以此摆脱危机。发行的中统交钞价值比至元宝钞高一倍。元廷滥发新钞，与铜钱并用，民间舍虚就实，藏钱弃钞。改钞法实行不久，物价上涨10倍，京师用料钞10锭还换不到1斗粟，人民视钞如同废纸。元末战争频繁，郡县贸易多以物易物，钞法变更加速了元朝政府的财政崩溃。
财政崩溃的同时，货币贬值的最大受害者是百姓，自然民心离散，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只能造反，朱元璋 刘福通 陈友琼 张士诚都是产物，而后期的元朝军队不堪一击也是这一制度的产物，因为离心离德的士兵组成的军队自然望风而降。
元朝城市的繁华，是以超发无准备金的钞票
剥削中下层人民为代价的，这样的繁华注定就是空中楼阁，所以是短寿的。
历史上的无数赌徒都是像元顺帝这样输光的。
清代财政的畸形货币化
清代财政的畸形货币化_周育民_新浪博客
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国家财政对于货币的追求；明代中叶以后国家财政货币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远远高于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畸形的货币化财政。明清国家财政货币化的加速，是16世纪以来国际贸易推进和白银持续流入的后果之一，对于清代经济、金融和币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以来，财政货币化的进度大大加快，远远超过了经济结构变动的速度，货币赋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形成了强烈反差。
明初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实物赋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夏税米麦4 712 900石，钱钞39 800锭，絹288 487疋；秋粮米14 729 450石，钱钞5730锭，絹59疋。粮食近2000万石，絹布近30万疋，而钱钞仅不到46 000锭。按明代官方折价，钱钞一锭折米一石，货币税收不过折米45 000多石，占粮食赋税的比重不到1%。
但到明中叶以后，随着白银货币化的高速推进，货币财政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日益重要，成为主要财政核算单位之一。“正统时，天下岁征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出数一百余万两。自正德后，出多入少，国用尽不支矣。”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各项杂役与田赋编为一条，“三饷”加派，完全征收白银，进一步推进了赋役的货币化。同时，实物盐课也完全改为征银。明末大力推行财政货币化，奠定了清代货币财政的基础。
清代到康熙中叶，地丁、盐课、关税收入已达三千多万两，本色米豆600多万石，约略以每石粮价2两计算，约值1500万两。实物赋税与货币赋税比例大体上是1:2，到乾隆年间，本色米豆没有大的变化，但货币赋税增至4500万两，实物与货币比例已是1:3。这个比例到鸦片战争前没有大的变化。
财政收入的实物与货币的比例结构，与经济结构恰恰形成倒挂。根据嘉庆朝（1796—1820）刑部案件中有关地租的272份案卷统计，实物地租占65.07%，货币地租占34.93%。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的比例为2:1，实际货币地租的比例要比刑案反映的更低些。赋从租出，在田赋高度货币化的压力下，有相当部分粮食需进入市场后才能缴纳田赋。
据研究，鸦片战争前粮食的商品率约为产量的10.5%。除了茶叶、食盐、生丝等商品化程度极高外，布匹的商品率约为50%，在城镇人口比重很低的情况下，这些商品绝大多数是农业人口的内部交换，是自然经济的补充，而不是赢利性质的商品贸易。在商贸性质的粮食和布匹交易中，吴承明先生估计不过占商品量的20%和14%左右。
在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高度货币化的财政是一种畸形状态。马克思指出，租赋形态由实物向货币的转化，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这种转化是不能实现的，下述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罗马帝国屡次试图实行这种转化都遭到了失败，本来打算至少把实物地租中作为国税而存在的那部分转化为货币地租，可是后来又恢复了实物地租。
又如在法国革命前，货币地租和先前各种地租形式的残余混杂在一起，也表明了这种转变的困难”。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货币赋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到1%，仅一百多年，货币赋税即成为财政收入的主体，到19世纪初，已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而社会生产力的商品化程度，不到20%。
财政畸形货币化还表现在，缺乏发达商品经济支持的货币赋税，其征收、运解过程由实物赋税脱胎而来。如漕粮征收，按清政府规定上交的数量，所有打包、运输乃至损耗等费用，都要由纳税人承担。以货币形式征收的田赋同样如此，兑换、倾铸、装鞘、运输和损耗等，都要由纳税人承担。
因此，在明定赋则之外，要加上耗羡等许多附加费用。这种以实物形式征收货币赋税的方式，还影响到了一些地方工商杂税。但像盐课、关税、厘金这样直接向商人征课的大宗货币税收，并没有耗羡等附加费用，这反映了直接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货币赋税与由实物向货币赋税转化的差异。
明清财政的货币化，主要是以白银为标准的货币化。但除了大宗交易外，民间日常交易都使用制钱，即使在清末，大量民间雇工薪酬、零售和贩运，依然是以制钱价格为基础的。以白银形式征收货币赋税，在银价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往往会严重扭曲财政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重。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银价对制钱飚升100%以上，造成了“百姓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的严重情况。这种货币标准与日常主要使用货币的背离，也是明清财政畸形货币化的表征之一。
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八千多万两，到辛亥革命前夕，已高达三亿两。整个财政收支，已基本实现了货币化。
在晚清财政货币化程度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国内的货币制度却出现了十分混乱的局面。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货币形式是白银，银钱比价的波动，会对财政收支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晚清银价的持续下跌，到20世纪初叶，清政府不得不考虑由国家统一铸造银币，确立银本位制度。白银流通由明代中叶到清末四百多年，中央政府才考虑统一铸造银币
近代金融变革与中国国运
近代金融变革与中国国运
嘉宾简历
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人，做过公务员、记者、律师，后下海经商，移民澳大利亚；致力于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改革史；兼任文化部恭王府近代改革史研究室主任；著有《大东亚的沉没》、《李鸿章政改笔记》等书。
乾隆稳定边疆政策中金融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衰败，绝大部分原因不在于腐朽、反动的统治者，而在于整体技术方面的缺失，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还包括国家治理方面的技术。其中，近代金融的一些变革，既对当时国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后来走向衰败产生很大影响。
清乾隆中期，金融改革对中国的稳定，尤其在收复南疆和打败西藏的入侵者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759年兆惠将军即将收复新疆，1793年福康安在西藏基本把入侵的廓尔喀(今尼泊尔)人歼灭，两场大战快结束时，两位前敌统帅给皇帝送的报告差不多有1万字，一半以上谈的都是货币政策，都要求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发行新货币，认为货币政策在之前的乱局中是重要因素。
乾隆中期之前，中国一直是白银流入大国。据学者弗兰克统计，有9万吨白银从明代一直在流入中国。有学者认为流入白银数额更高，西方国家到美洲殖民后，开采大量白银，很多都流入中国。当时印度跟中国做生意，拉出去的是茶叶、丝绸，运进来的是少量的英国工业品，大部分船经常装的都是白银。大量外贸顺差未必对老百姓是好事。乾隆时期中国物价翻了4倍，米价最高翻了8倍。
当时的新疆和西藏与全国外贸格局相反。一是因为幅员辽阔，跟内地经济互动不密切，其本身生产力水平较低，大量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口，只能付出白银。后来因为战争，军需为主的投资注入，让当地物价上涨，导致白银进入周边邦国。
南疆地区的问题是经常被准噶尔势力盘踞，导致清政府无法行使包括货币在内的主权。
西藏的问题是清政府虽有主权，但长期没有铸币工业。整个青藏高原上当时只有加德满都有一家铸币厂，长期以来西藏地区是把银子送到加德满都换银元。看起来是等重兑换，但铸造银元会加入其他金属，尼泊尔当时获取了一定的铸币收益，不超过10%，还可以承受。但随着尼泊尔被廓尔喀部落统一，铸币有时杂质超过50%，尼泊尔就禁止在国内用，但要用到西藏去。此外，廓尔喀统一尼泊尔后，铸币印的是国王头像。因为这两个原因，西藏地区就禁止使用尼泊尔银币，随后尼泊尔发动战争，但尼泊尔低估了乾隆的决心。
在新疆，乾隆决定实行一疆两币。在北疆地区用内地的制钱，在刚收复的南疆地区使用新币，因此使整个新疆出现了两个货币区，这与当时政治上的一疆三治有相似的地方。当时在北疆实行的是郡县制，吐鲁番、哈密实行札萨克制度，南疆实行的是伯克制度。
这个时候战争还没打完，兆惠马上要发行货币，就把军中铸炮用的7000多斤铜直接拿来铸造钱币。为加快发行新币，清政府提出实行1：2的老币换新币，这个回收不光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宣誓主权，也是为什么南疆地区在经历惨烈的战争被收复后可以迅速稳定下来的原因。南疆实行单独货币，相当于建立了一个货币特区，有效保护了当地经济，还有就是减缓了清政府财政的负担。
在西藏地区，战争进行过程中福康安就提出要解决货币问题。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在西藏建了一个铸币厂，开始全面铸造自己的货币。乾隆在福康安的奏折上批了一句话，就是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
西方汉学家们对当时清政府的这些作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清王朝随着在中亚霸权主义的建立而带来的贸易扩张，把新疆和西藏引入了国际贸易范围。
银本位和跨国高利贷如何冲击经济
再说跨国高利贷。在整个清代，除前期打仗很短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既不闭关也不锁国，否则怎么解释巨额对外贸易？中国长期是白银的主要流入国，因此出现了一个技术上严重的问题——— 世界最大的外贸体需要相应的金融体系支撑。
广东的行商们要满足进出口需求，就要大量动用资金，但中国当时的融资平台、融资渠道不健全，是原始的。当时在中国的融资成本，便宜的是2分利(20%)，贵的是6分利(60%)。为了解决巨额资金缺口，商人只有不断借高利贷，西方有便宜的资金，很自然就进来了。
第二，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大的贸易，小的贸易给了散商，以印度人为主。大生意不让他们做，小生意中国没需求，后来他们就做鸦片。但在这之前他们做什么？做资金，这个是东印度公司不做的，清政府对这个不收税。那时候没有资本所得税，你借100万过来，第二年带着200万走人，不征税，所以印度人开始大量把西方资金带到中国，形成了热钱涌入。
第三，中国商人缺资金，为了做生意，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明知道这笔生意要亏，但不可以不做，怎么办？茶叶你拿走，我便宜一点卖给你，款明年再给我。或者是我缺资金，你先把货预付给我，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的商品被贱卖。虽然行商之间有决定要统一价格，但是没做到。为了使成本降下来，就掺假，往茶叶里掺树叶。英国第一部卫生法，是当时各国通过的第一部卫生法，就是针对中国茶叶掺了很多树叶。中国茶叶的质量、丝绸的质量大幅下降。这些因素都造成清朝外贸成了一个畸形体系。
中国的货币是双币制，白银和铜。白银有两大问题，一是银本位。世界主要国家从1816年英国开始使用金本位，因为银量太大，尤其是发现美洲后，银作为通货的价值不断下跌。
从1873年金融危机开始，全国银价下跌，给中国带来三大经济压力。1.白银大贬值，40年之间跌掉2/3。2.外商定价权。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人对茶叶、丝绸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还没有丢，中国人的定价权到苏伊士运河开通才被破坏，因为苏伊士运河刺激，蒸汽轮普及，对中国库存产品需求量减少一半以上。3.中国产品的质量。中国到19世纪80年代开始丢失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最后一点经济优势丧失了。
银本位和金本位造成的困难反映在借款和赔款。无论借款还是赔款，借银还银就没问题，但是后来变了。伤害最大的是庚子赔款，清政府向外国赔4亿两白银，原定赔银子，过了几年老外觉得不对，必须修改，按照1900年的汇率赔黄金，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白银贬值的亏损算在清政府头上，汇率亏损一年多出1100万两白银，清政府财政因此失控。
白银还有一个问题，成色不一样，不方便使用，铜钱也面临成色问题，这就导致货币对商品流通起了阻碍作用。清代开始改革后，先试图铸造银币，铸币利益大银元有2%，小的有10%，但是没有中央银行统一管理，各省自行其是，导致成色又不一样。
义和团运动后，袁世凯收复了天津，之后经济已无法运行，缺少货币，白银全被搜刮走了。袁世凯第一件事就是从废墟里挖出铸币机铸造铜元，使大家有统一的货币在用。地方政府发现这是个财源，铸造1枚铜元，原来是当10个用，但铸造1个只需熔化4枚原来的钱就可以得到1枚新钱，使地方政府获得了高达63%的铸币收益，于是各地都打报告，造成全国开始大规模铸币，导致铜元从1905-1910年贬值高达80%，这对老百姓、弱势群体影响最大，他们用的是铜元，富裕家庭、官员收入高，用的大量是白银。
任何的变革到最后，尤其是历史调整比较大的，一浪浪传递下来，一定是底层承受最大的成本。铜元危机看起来是货币危机，实际是政治危机。清政府从打太平天国后就不断失控，军权、财权都下放了，但收不回来。打太平天国时下放增税权，地方政府可在各地设官场，征收1%，叫过路费，这是一个临时措施，战争结束没办法废，形成一种依赖。但外资企业是不用交，中国人的货要过很多关卡，税要交，外资企业税都免了，只交2.5%的子口税，产品在中国境内就可以自由流通，导致当时大量中国资本参与到外资企业。
权利和资本结合下民营企业的异化
资本和权利的关系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为了救亡图存，人为加速的。那时候搞改革，看到了要商业救国，但中国缺乏资金，各方面技术条件欠缺，资本主义起步是靠政府扶持出来的。大量的企业看起来是民营，实际上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政府直接投资，或者政府给你担保让你借钱。
清朝时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非常支持，没有政府的扶持，工业起步不可能。哪怕政府投了那么多钱，有一条牢牢地抓住——— 政府的钱不作为股本，只作为借款给企业，无息和低息。股份是给企业家的，所以政府派人在里面监管非常正常，至于怎么监管那是另外一回事。
怎么看政府这笔钱的性质？我觉得更确切的定位是收益性债券，或者叫股份式债券。政府发行了一笔债券给企业，这笔债券在企业里是有收益，但是政府应该收多少没有明确说，导致规则没有健全，所以一方面大力扶持企业，一方面又叫企业捐款。
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也是靠政府扶持，但日本政府定了规则，监督什么，管到什么地步，把权利和资本的界限划清了。中国没有，就造成大家掰手腕。
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权力的资本化，把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要素投入进来。当时大量商办资金来自政府投资，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另外就是纯民营企业。在1904年前，“混合所有制”占上风，政府投资是每年新增投资的主力。
1904年，纯民营企业才超过“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数字有水分。1903-1904年后，就是义和团战争后，清政府大力发动官办企业改制，大量改为私营企业，主要是前政府官员得到这些股权。从1903年后的晚清新政，中国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资本权力化，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将近40年改革中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继续改革之下变成了民营企业。
资本权力化体现在什么地方？当时政府资助的产业是铁路基建，企业还是没钱，政府又不投，怎么办？政府给你政策。各省组建一个铁路公司，政府给你强制增收资本金政策，叫以租为股，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是最大的，强行向老百姓摊派资本金，公权力让给了私营企业，这是晚清最后10年大规模扶持私营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1910年实行铁路国有化是全民拥护。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变态的民营企业，不是现在这种民营企业，是拿到公权力的民营企业。原来政府还可以监管它，现在成了民营企业，体制内的反腐程序管不了。铁路原来在国有体制下是有产权的，私有化之后，腐败问题解决不了，企业和所谓的股东之间产生了冲突以后，政府已没有足够调控能力，这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冲突。
尤其是四川铁路公司，讲起来是民营企业，7000万老百姓是股东，但股东是被迫当的，脱离了股东的监管，用当时户部的话说“叫协官以欺商，协商以蒙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坚决认为在政治权利制衡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任何对国资产的私有化都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另外，任何对大规模集资的酷爱都将是一场灾难。
元朝灭亡的原因，胡乱赏赐，花大把钱投入寺庙
元朝灭亡的原因，胡乱赏赐，花大把钱投入寺庙
蒙元政权传统上有新君即位即大兴封赏、笼络宗亲贵族的习俗，这也是蒙元家族共产制的一种体现。不仅即位要赐，每岁要岁赐，还有一些固定的赏赐。新皇帝即位后，一定要对诸王、妃子、驸马、公主以及宿卫的官吏进行封赏。
从太祖起至宪宗都对蒙古贵族大加封赏，但那时封赏的同时伴随着对外扩张与掠夺，只是一种依据蒙古家族旧制对掠夺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还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赏赐。中统元年（1260）三月，世祖忽必烈即位，大加封赏。
进入成宗朝，皇帝的封赏开始成为滥赐。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理论-人民网
原标题：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纸币诞生后却很难在中国大量流通使用，更无法替代金属货币，历史上若干次发行纸币的尝试无不以失败而告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交子钱引
纸币，即纸制货币，本身不具有价值，而是一种价值符号，属信用货币，有一定的面值，但必须以某种信用作为担保。宋朝时期，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代的飞钱。
唐代的主要货币是铜钱，属非信用贷币，货币本身的价值就是货币价值，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加快，铸造铜钱的速度赶不上需要，出现了“钱荒”。为解决这一难题，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了飞钱，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
飞钱是纸质的，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安全，除商人使用外，也得到了官方认可，《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但飞钱还属于汇兑工具，不是政府发行的货币。
宋初，“钱荒”继续，成都一带出现了“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给这些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称之为“交子”，作为取款的凭据。交子使用越来越广泛，商人们便联合成立了联号，在各地设立分铺，承诺存款人可随到随取，使交子的使用更加广泛起来，但此时它仍不是法定货币。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朝廷设立了益州交子务，在民间流行的交子基础上正式发行“官交子”，用纸印刷，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以标明面值和防伪，作为支付凭证流通，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种法定纸币。
交子的好处显而易见，既克服了“钱荒”，而且也携带方便、安全，于国于民都有利，然而对国家来说，运行信用货币必须十分谨慎，要恪守信用原则，否则势得其反。
宋朝政府开始还比较谨慎，规定一界交子的流通期限仅为2至3年，期满后须兑换下一界交子方能继续使用，每界交子发行量也有严格限定，同时明确了相应的准备金制度，保证交子可以自由兑换。问题是，这些做法未能坚持下去，冗官、冗兵、冗费问题长期困扰着宋朝的财政，对一直缺钱的朝廷来说，“忍不住”就把交子误当成了“提款机”，限额发行、存足准备金这些制度一再被突破。
《宋史·食货志》指出，交子的发行后来到了“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的程度，朝廷做起了无本生意，“官无本钱，民何以信”，因而交子一再贬值。尽管朝廷不愿意放弃这棵“摇钱树”，南宋时又以“关子”“会子”和“钱引”的名称改头换面，但都无法摆脱被民间弃用的结局。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2016年05月11日14:01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原标题：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元明宝钞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对于实行哪种币制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大臣刘秉忠进言：“钱用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
这有些迷信，那时称谶纬，楮币即纸币，当年成都一带流行的交子用楮纸印刷，因而得名。不知是否因为刘秉忠的这项谏言，或者因为其他考虑，忽必烈下令印行纸制为法定货币。
元朝印行的纸币有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等不同版本，形制为长方形，一般长25-26厘米，宽16-18厘米，四周有花边，上方印有“××通行宝钞”字样，下方印有印钞机构、职官名称以及发行时间，中间是面值，有1贯、2贯、10文、20文、50文和100文不等，这些纸币统称“宝钞”。
元代颁布有《宝钞通行条例》，内容有14条，规定宝钞是法定货币，朝廷收税、俸饷以及民间买卖、借贷等均以宝钞为准，金银和铜钱不得参与流通，违者治罪，也禁止民间实物交易，同时严格规定了现金准备制度，以白银来保证宝钞的信用，定期检查准备金库存和钞库执行情况。为保证朝廷对白银的充分控制，至元十九年（1282）又颁布《整治钞法条画》，规定“买卖金银，付官库依价倒换；私自买卖者，金银断没一半给告捉人充赏，十两以上下决杖有差。”
元朝算是中国古代纸币使用最广泛的朝代，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意接受它，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不仅如此，元代宝钞一度还可以在其它有关国家使用，没有障碍。
但好景不长，元代经济发展缓慢，朝廷的财政开支却日益庞大，为解决财力不足的问题，朝廷先是动用了宝钞的准备金，继而直接增加发行额，造成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宝钞的信誉逐渐丧失。朝廷虽规定不能使用金银和铜钱，但民间交易更看中这些金属货币，私下里的使用逐渐公开化，加重了纸币的贬值速度。
至元三年（1266）每石米600文，大德十年（1306）涨至30贯，涨了50倍；至正十九年（1369）1000贯买不到一斗米，较元三年上涨了1000多倍。恶性通货膨胀持续而无法解决就意味着政权的解体，强大的元帝国最后延祚不足百年，货币政策不仅见证了其兴衰过程，也是加速其灭亡的原因之一。
明朝建立后也印行“大明宝钞”，但朱元璋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不敢废除铜钱，在京师和各省设立宝源局，专事铜钱铸造。在纸币与铜钱并行的情况下，纸币的信誉迅速下降，据《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在世的洪武二十二年（1389），江西、福建一带面值2000文的宝钞在民间只能换铜钱500文；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宣德七年（1432）面值1000文的宝钞只值铜钱5文，宝钞“积之市肆，过者不顾”，正德以后朝廷遂放弃发行。
咸丰“币改”
纸币一再“失败”，到明朝仍未成为通行的法定货币，明朝中后期确立了事实上的银本位制，清朝的货币政策沿续了这种做法，规定银两和制钱是正式货币，对纸币的发行持谨慎态度。
嘉庆年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朝廷动用了相当于五年财政收入的军费才将其镇压下去，财政面临了空前的窘境，这时有人提出用发行纸币的办法解决财政问题。嘉庆十九年（1814），侍讲学士蔡之定奏请发行纸币，但遭到了嘉庆皇帝的严厉申斥：“前代行用钞法，其弊百端，小民趋利若鹜。楮币较之金钱尤易作伪，必致讼狱繁兴，丽法者众，殊非利用便民之道，且国家经费量入为出，不致遽形匮乏，何得轻改旧章，利未兴而害己滋甚乎？”
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教训，才让嘉庆皇帝不敢轻易再尝试纸币。但随后鸦片战争爆发，又增加了新的军费支出，加上巨额对外赔款，清朝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到咸丰皇帝时，印行纸币的呼声再起，咸丰皇帝最终接受了这项建议。
咸丰三年（1853）5月“始制银钞”，定名为“官票”，先在京师试用，之后向各省推广，面额以银两为单位，有1两、3两、5两、10两和50两等不同面值，用高丽纸印制，上有满汉文“户部官票”字样；同年又颁布《钱钞章程》，发行“钱钞”，以制钱为单位，有250文、500文、1000文、1500文和2000文等面值，用较好的白纸印制，上有汉字“大清宝钞”。这两种纸币同时运行，合称“钞票”，这也是民间把钱俗称为钞票的由来。
咸丰朝这次“币改”起始仓促，只为解决眼前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缺乏细致的章程和准备，所发行的“钞票”又明确为不可兑换纸币，民间对此疑虑重重，发行当年，京师所在的顺天府就推遇阻，其中以“官票”的阻力最大，因为它面值大，又不能兑换成真正的银两，所以商人普遍拒绝接受。
在朝廷的强力推行下，“钞票”又勉强维持了几年，但贬值程度相当惊人，据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到咸丰十一年（1861）6月，官票“似已绝迹不行”，而钱钞“则跌落到2.6％至5.2％”，可以说“惨到极点”。但这又让外国商人找到了机会，他们以很低的价钱从社会上大量收购“钞票”，之后拿到清政府海关以原面值充当税款，因为是国家法定货币，海关竟然不能不收下！
咸丰朝这次“币改”更短命，前后不足10年，除了对社会财富进行了一次搜刮洗劫、顺便便宜了一些外国商人外，可谓无一是处，对经济和金融的破坏性却是严重的，加剧了晚清经济和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中国人不可谓不聪明，中国历代君王对财富的渴望不可谓不强烈，但纸币这个能带来显而易见好处的东西却在中国古代屡试屡败，这是因为人们只看到它的好处，而没有看到发行它应当具备的条件。
鼓吹发行纸币的一些大臣甚至认为，纸币与金属货币一样，价值多少都由朝廷决定，朝廷定多少就是多少。其实纸币本身几乎没有使用价值，它的货币价值体现在国家信用上，没有国家信用的支撑，纸币一钱不值，明朝大臣蒋德璟说得好：“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
发行纸币的目的应该定位于方便市场流通、活跃和完善金融市场，而不是解决财政困难或者临时用来聚财敛财的工具。所以，发行程序应当极为严格，发行额度应当科学计算，没有计划和节制的滥发其实是把纸币变成了一种面向整个社会的强迫性公债，必然使其失去信誉，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混乱。
元朝灭亡的原因，胡乱赏赐，花大把钱投入寺庙
元朝灭亡的原因，胡乱赏赐，花大把钱投入寺庙
蒙元政权传统上有新君即位即大兴封赏、笼络宗亲贵族的习俗，这也是蒙元家族共产制的一种体现。不仅即位要赐，每岁要岁赐，还有一些固定的赏赐。新皇帝即位后，一定要对诸王、妃子、驸马、公主以及宿卫的官吏进行封赏。
从太祖起至宪宗都对蒙古贵族大加封赏，但那时封赏的同时伴随着对外扩张与掠夺，只是一种依据蒙古家族旧制对掠夺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还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赏赐。中统元年（1260）三月，世祖忽必烈即位，大加封赏。
进入成宗朝，皇帝的封赏开始成为滥赐。
武宗即位后，赏赐比成宗更加奢侈。武宗即位之初，即按照成宗时的标准就高不就低进行赏赐。但当时府库已经亏空。因此，武宗朝赏赐的结果，使得府库更加亏空。
“两都之战”以及“文明之争”后，文宗即位。这时的元朝已经帑藏空虚，朝廷基本上拿不出银两进行赏赐了
除此之外，世祖之后历代皇帝皆尊崇佛教，为了扶持佛教而屡兴造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
皇帝对佛寺的无节制赐赉，使得本就因大兴赏赐而入不敷出的国库更加困难，但是元朝依旧大力扶持佛教，不仅对寺院大肆赐赉金银，而且赐田赐地。
不仅如此，元代还开创了寺田官营的制度，进一步加强寺院经济的实力。同时，寺院采用的这种经营方式又直接影响到一些蒙古贵族的私田的经营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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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20 09:3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