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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玮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3期
一直以来，无论是从元朝的政治制度与国家结构，还是从时人及后人的评价来看，“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都是不刊之论。但随着网络的日益发达，逐渐出现一些质疑“元朝是中国的王朝”的声音，甚至称元史是中国的“亡国史”、“殖民史”，这类观点虽远谈不上是主流，却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笔者查验了这类观点及其依据和逻辑，发现基本都脱离史实，是滥用现代概念、妄图煽动网民仇恨情绪的“奇谈怪论”。
其一，凡是质疑“元朝是中国的王朝”，甚至斥元史为“亡国史”、“殖民史”的错误观点，其基本依据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异族统治的时代’，所以不是中国或华夏”。这里涉及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就只等于汉族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是不是仅指汉族的文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汉族的历史文化确实占主体，但中国历代王朝是多民族统一的超大型政治实体，即使是汉、唐、宋、明等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不可分割之一部分。
第二，需对“中国”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在古代，“中国”一词更加偏向地理概念，而非现在的政治实体概念；“华夏”、“夏”或“中华”则更偏向文化概念。那些质疑“元朝是中国的王朝”的论调，往往不分古今、不加分辨地直接用现代“中国”概念裁断古代历史，最终只是玩弄文字游戏，偏离历史事实。
古人对“中国”、“华夏”的理解往往更具包容性和变通性，更注重其地理、文化属性而非血缘属性。这在国力强盛的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展示了一种文化自信。如《尚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孔子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韩愈言“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云“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陈黯《华心》曰“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因此，仅凭元朝不是由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集团建立的，就将其排除在中国历代王朝序列外，是站不住脚的。元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也都勉力立汉制、行汉法，名儒许衡曾向忽必烈上疏：“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郝经曾高呼：“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其二，那些反对者还经常鼓噪：“成吉思汗不是汉人，不能算是中国政治人物。”似乎这位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的“一代天骄”，是与中原完全隔离的海外人物。但细究蒙古早期历史就会发现，史实跟这些人的凭空想象相去甚远。12世纪初至13世纪初的中原王朝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相关研究表明，金朝曾授予成吉思汗官职“察兀惕·忽里”，成吉思汗也以此自称。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他首先征召的宗教人士，恰恰是中原道教全真派领袖丘处机。丘处机不远万里来觐见成吉思汗，两人相谈甚欢，成吉思汗尊称丘处机为“神仙”，并奉其为“国师”。成吉思汗还明确要求侍臣用汉字记录丘处机的讲授内容，“以示不忘”。丘处机返回中原后，成吉思汗多次下诏慰问，更在手诏中直言，“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可见，成吉思汗与中原文化非但没有隔膜，而是联系密切。成吉思汗部兴起前后的蒙古诸部也始终与中原频繁互动，如“泰赤乌”、“王汗”、“太阳罕”等这些蒙古早期部落及首领的称号，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其三，有的论调以蒙古前四汗时期国号“大蒙古国”不是汉式国号为由，质疑“元朝是中国的王朝”。这也是昧于史实。实际上，蒙古政权行“大蒙古国”国号的同时，还存在着汉文国号“大朝”，并在其统治的中原地区广泛使用这一国号。
“大朝”这一国号在蒙元时期史料中，出现得极为频繁。主要场合有四：第一是钱币，蒙古政权在中原所铸钱币，今仍有两种存世，其名皆有“大朝”二字，即“大朝金合”与“大朝通宝”。第二是公文，目前所见的文集与碑刻中保留的蒙古时期公文，有很多都使用“大朝”国号。第三是碑传，现存石刻集、石刻目录以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文字，有不少提及“大朝”。第四是史籍，元末所修《宋史》《金史》、明初所修《元史》中，也多处提及“大朝”国号。“大朝”是蒙古政权建立元朝之前行用的汉文国号，已是元史学界共识。一些质疑者有意无意忽视这一点，而妄加否定元朝是中国王朝，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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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1 14:4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