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笔记摘抄

部落者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120个笔记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最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如果换个角度，从财政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战争有巨大的破坏性，所谓“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
到这时，国家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汉武帝最终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获得无限制的收入，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一家庞大的企业，这家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为政府创造利润，政府想要多少，就供应多少。这就是官营垄断之源。这个办法也终于影响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的走势。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
山海收入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有的案件拖延十几年还未结案，监狱里关押着十余万人。
消失的小政府
在日后的历史中，我们还会看到无数次权力的内廷化。当皇帝觉得现有的机构不能领会他的意图，对他形成羁绊时，就会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机构来掌管权力。这种对原来官僚架构的破坏，令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也造成了大量的冗余官员。政权的不稳定，以及官僚机构的烦冗，甚至成为整个王朝的绝症。
统一的代价？
在大一统帝国下，人民享有无数的好处：迁徙的便利，市场的庞大，和平带来的飞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切，我们必须承担一部分集权之恶，养活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养活这个体系，又必须忍受政府垄断资源的存在。这就是“必要的恶”理论。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秦代灭亡的原因跟“仁义”毫无关系，而是亡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没有统一的理念，他们受到六国的影响，也憧憬着割据一片土地，独立称王。
在灭亡秦朝之后，将原来的七国土地分割成了十九块，建立了十九个诸侯国。
与其他的王不同，项羽号称“霸王”。现在人们一提起霸王，首先想到的是蛮横、不讲理的人，然而在古代，“霸王”一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称号。项羽怀念的是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
项羽自称霸王，就是希望与其他王区别开来，表明他担负着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责任。
要建立统一的国家，需要经历两个步骤。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建立统一的制度。不管是波斯帝国还是亚历山大帝国，都完成了军事征服，却无法完成政治征服。
但是，如何将军事征服转向政治征服，人们很难把握。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建立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于是，依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者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
到了春秋后期，随着几个大国的崛起，国君感到这种杂凑的军队已经不能满足军事需要了。他开始组织属于自己的军队，这时，财政问题就更加突出。
平籴
为武力征服而建立的财政制度无法及时地转换成政治征服的工具。
按照古人的观念，如果没有战争和灾荒的侵扰，连年丰收，人们劳作三年，就能够积攒下一年的余粮。当丰收了九个年头，积攒下三年余粮，就称为“登”，意味着五谷丰登；如果好年景维持了十八个年头，有了六年的余粮，就称为“平”，意味着和平稳定；如果积攒了九年的余粮，就称为“泰平”。所以天下太平需要二十七年的和平时光才能获得。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帝的统治简直是一个小政府的范本。亚当·斯密曾经提出，政府只需要保证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如国防和必需的公共工程，其余一切都应该交由社会去做。
历史上，中央帝国最大的财政失控总是出现在军事上，一旦控制住了军事支出，的确可以做到“小政府”。所以，历史上采用黄老之术的时期，往往是不需要太多军事行动的时期。由于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随着和平，于是成就了汉初的盛世。
丧失了独立的财政权，就意味着联盟的解体。因为不管是外交还是军队，如果没有财政收入作为后盾，都将化为泡影。
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利用对皇权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强对社会的软性控制。可以说，他们只对政治和社会控制术感兴趣。
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之后，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取的同样是这个办法：通过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级，将每个人都固定在他的位置上。
诸侯借口帮助景帝清理身边的恶人晁错，发动了七国之乱。景帝在面对诸侯王的叛乱时，显出了投机本色。他首先杀掉晁错，希望诸侯止兵。当看到诸侯无意退兵时，才坚决迎战。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当后宫的人数达到数千人时，养活这个后宫就要耗费大量的物资。而除了皇帝之外，各地的诸侯王、官员都要维持愈加庞大的排场，俸禄消耗呈几何级数增长。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更好过。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慢慢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悄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
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
官僚集团引发的战争问题导致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逼迫皇帝开办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而政府具体参与经济之后，又需要大量管理经济的官员，官僚系统一下子膨胀了数倍，成为凌驾于民间经济之上的巨大负担。
由于古代缺乏道路系统和交通工具，运输税粮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算是富裕的中央帝国也感到很吃力。
首先，帝国农业税的税率不高。
其次，农业税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农民税收负担低。在降低农业税的同时，政府却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从其他方面获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垄断工业的国有企业收入、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的收入、垄断铸币产生的铸币税、财产收入，等等。这些收入最终都会转嫁到农民头上。
虽然货币上标明了重量，但有的人会把货币做得比标明的重量更轻，却按照标明的重量去使用，赚取差价。
可是，一旦官方授予不足值货币和足值货币同样的流通权，就会有人在铸造货币时故意缺斤少两。而人们持有货币时，也会先把货币的边缘剪下来，再把剪边货币当作足值货币使用，剪下来的边就可以用来铸造新的货币。时间长了，足值的货币反而不见了，只剩下不足值的劣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 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与此同时，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
吴王刘濞有了钱，中央政府对他心怀猜忌，害怕他会反叛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猜忌又终于逼迫刘濞反叛
后世的皇帝们也充分地意识到，汉武帝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当政府垄断了铸币权之后，皇帝就掌握了另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且是最简洁、最直接的手段。他只需在铸币中掺一半的假，就可以铸造出多一倍的货币，用这些货币可以换来多一倍的物资。等市场发现了皇帝的诡计时，一切都晚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一半，相当于政府收取了百分之五十的通胀税。但由于皇帝利用了时间差，没有人能够防范这种铸币税。
宋代以后，随着纸币的发明，政府更是找到了一本万利的方法，通过印钞票来掠夺民间的资本
在人们期待的改革清单中，国企改革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人们希望国企退出所有垄断性行业，将资源留给民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不过，由于汉帝国的官僚体系已经膨胀了好几倍，对于盐铁工业的垄断也一直持续下来，经济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文景时期的繁荣。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而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后世的新派人物大都嘲笑这些贤良、文学的迂腐。
2012年开始的反腐运动仍然在轰轰烈烈地继续。执政者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反腐，是因为这是推进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步骤。
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卿，都是一个拥有独断权力的诸侯，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上一届中央政府调控了十年房价，却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并不想调控房价。因为一调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出现大幅度下滑，而地方官员也没有办法从中渔利了。所以，每一个地方官员一边跟着中央唱高调，一边在私下里挖墙脚搞自己的一套。而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却很难抓住具体的把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汉宣帝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但宣帝死后，汉代却并没有走出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困局，甚至出现了新的失衡。而社会上，贫富分化问题也愈加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汉代的人才流通机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容易形成社会的结块现象。这个结块现象在三国两晋时期达到高潮，而当时的所谓“世家大族”，大都在西汉时期就开始形成了。
皇帝为了加强人才的流通，避免阶层的固化，采用察举制来发现民间的人才。但是，一旦权力和利益结合之后，察举制就逐渐失效了。负责察举的官员选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或者关系户。随着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官僚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两者往往是合一的）所垄断，社会结块、贫富分化就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论：为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放松经济？
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集权体制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王莽改革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土地所有制改革、货币制度改革，以及加强政府垄断。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但王莽多虑了。其实大部分官员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场斗争，仿佛与己无关，他们只会选择和胜利者在一起，连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在大多数官员以冷静和功利的眼光看待王莽代汉的同时，这位新皇帝却有着一批狂热的粉丝。这些粉丝的数量有限，却掌握着一大半的舆论和话语权。正是他们将王莽捧上了天，也正是他们的狂热诱导着王莽进行改革。 这些狂热分子就是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在对社会不满的人眼中，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公正，干活的人忍受着贫穷，不干活的人却享受着奢侈。特别是在一些家族势力的带动下，人们竞相穿戴绫罗绸缎、金银珠玉，竞相购买家奴，建设高级住宅。富裕的人家更是控制了地方官僚的选举，饱学的儒生没有办法进入仕途。 对现实不满的带头人大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大声呼喊着改变。“Change”，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运用得滚瓜烂熟的词汇，在中国历史上也屡屡发生着作用，让人们显得无所适从。
但是，与更多人想当官比起来，这个渠道仍然太窄，大部分人根本无法通过儒术进入政权。更令皇帝想不到的是，他们尊崇儒学是为了给政权带来稳定，而儒学的发展却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负面作用。 首先，儒生掌握了强大的宣传能力。作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儒学仿佛同时控制了现在的中宣部和教育部，拥有无限的开火权。 但儒家学者们并不总是按照皇帝的意图编造理论，他们还时不时让皇帝难堪。
这是古代社会的“共产主义”，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但在汉代后期，却成为许多人探讨政策、制定法规的模板。
当王莽改革失败后，大儒们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口不提这段书生乱政的历史，继续充当后世执政者的犬马。人们将社会的乱套都归罪于王莽，反而忘记了当初社会舆论的推动作用。于是，王莽就作为著名的乱臣贼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实行井田制的时期。周代实行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君所有制，也就是封君控制土地，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收取一定的贡赋，或者让农民给封君多种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即公田，其产出完全归封君所有。
孟子所处的时代，孟子根据周代的土地情况，在纸面上设计了一种他认为最理想的土地制度。他首先将土地分成一块块九百亩大小的正方形区块，再在每个区块中横画两道，竖画两道，如同一个“井”字，将土地分成大小相等的九块。周边的八块分给八户人家，而中间的一块是公田，由这八户人家共同耕种，公田的收成则归属封君。孟子设计的制度只是出于理想，技术上却不可能实现。比如，土地不见得都能分成九百亩的正方形区块，当农民生老病死后，如何重新分配土地更是问题。
潜在的观点是：必须把土地从私人手中收归国有，由天子统一进行分配。
王莽没有想到一点：不管是谁，在什么时代，在执行全局性的改革过程中，仅仅依靠下达法令是不行的。在如此广大的疆土内，如果缺乏有条不紊的规划，以及巨大的执行力，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所谓五均，是政府对物价进行控制，对行业进行垄断和专卖的做法。
赊贷是指当民间经营者缺乏资本时，政府还可以以放贷的形式借给经营者一笔钱，按照月息三分收取利息，介入民间金融市场。
六筦之中，有许多项其实已经由汉武帝实施了，但是王莽将其系统化和理论化，并置于统一的框架之中。而背后的目的却与汉武帝一样：财政动机。 当五均六筦政策把社会上最重要的商品都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中时，我们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
公元17年，当政府更加缺钱时，王莽放弃了原则，任命商人担任五均六筦之官，加强对民间违禁者的打击。 但到这时，此起彼伏的叛乱者已经使王莽无法把他的命令推行下去了。
王莽的改革已经卷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旋涡。财政改革导致社会经济紊乱，经济紊乱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减少让政府更加致力于搜刮，到最后政府无力镇压动荡。他的失败已经无法避免。 在短短十几年中，汉代留下的家底已经消失殆尽，社会开始分崩离析。王莽想利用复古式改革加强权力，却由于改革措施不当，造就了一个短命的王朝。
王莽希望通过一次改革来使货币贬值，但又不影响社会的稳定。他的办法是发行大面额的钱币，这是中国统一之后政府第一次系统地发行大面额货币的尝试。
但是，在政府看到利润空间的同时，民间也同样看到了。一枚大钱就意味着二十倍的通货膨胀，也意味着偷铸一枚大钱获得二十倍的利润。这是一项少有的暴利投机。
它演示了一个政权可以利用币制带来多大的灾难，也显示了当货币的面值严重脱离了其价值时，即便依靠一个庞大政权，也仍然无法战胜市场的力量。如果不遵循这个规律，那么历史将把该政权扔出舞台。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东汉末年，由于财政无法满足维稳的需要，皇帝建立了一个新的官职：州牧。州牧是一个集军政、民政、监察于一体的官职，州牧一诞生，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最终会瓦解中央政府的官职。东汉也是从这时，进入了解体的节奏。
当皇权受到抵制
王莽的改革导致群雄并起，光武帝刘秀在纷纭扰攘的大潮中成为胜利者。与大多数开国皇帝不同，刘秀生性宽宏，谦恭多士，不仅非常体恤民间，也不喜猜忌帮助他打天下的功臣，这使得功臣群体大都得以善终。如果从两千多年的皇帝中选择几个好皇帝的话，他的排名绝对在前十位。
刘秀在位时期，也恰好是中国科技大发展的时期，人们对水利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水运便利了经济活动。南阳太守杜诗更是创制了水排，即利用水力鼓风，提高了冶铁炉的温度，中国冶铁业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并由此惠及其他行业。耕地技术也在慢慢普及。
穷人为了避免纳税，投身于可以免税的富人家中
而富人的免税理由也有千千万万种，致使皇帝的税收都漏走了。更可恶的是，这些人还与官员勾结在一起，负责清丈的官员，故意把好地留给那些有势力的人和关系户，把坏地留给穷人，这一行为在地方上引起了更大的民愤。
人们习惯上认为，一个朝代的建立，就意味着制度的重建。但实际上，从秦始皇统一到公元1949年，中国只有三次重建制度的机会。每一次重建后的制度，都经过了许多代人的努力才逐渐完善，而它的解体则更加漫长。
在司马直时期，一个大郡太守的职位，官方通行的价格是两三千万钱左右。这笔巨款不可能由官员个人出资，只能通过压榨民间来获得。这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分赃机制，中央默认地方官吏从民间取财，同时地方官吏必须让中央分一杯羹，作为默认他们发财的代价。
随着皇帝卖官价码的抬高，即便是要从民间榨取，也意味着官员必须放下心理包袱，把自己定位成全心全意赚钱的商人而不仅仅是父母官。 许多人因为磨不开面子，或者担心无法凑齐这么多钱，请求不去上任。与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们抢着做官不一样，这时却是皇帝强迫官员去上任。只要任命，就必须去，否则严惩不贷。
司马直只得从京城出发前往钜鹿，在到达黄河边的孟津关时，他给皇帝上书，极力申诉当时的弊端，并预言如果继续这么做，必然引起巨大的灾祸。随后，他吞药自杀。司马直成为少有的被逼当官而自杀的人。
为了不打仗，东汉政府每年向匈奴的南单于提供一亿零九十万钱币，再向西域提供七千四百八十万钱币。给北方蛮族的钱大约占了财政收入（约七十亿）的百分之二点五。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桓灵时期的局面实际在前朝就已经注定了。当正规的财政系统被破坏，政府就已经变得低效、无法运转了，哪怕换成是光武帝、明帝或者章帝，也没有办法挽回局面了。
灵帝的改革很像后来唐玄宗的改革。灵帝创造了州牧这个军阀集团，玄宗则创造了节度使。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因为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开支分散（或者不足），无法满足军事需要，所以，必须在地方上安排一个掌管一切的官员，统一管理财政，形成合力。
他们掌握着一个地方的全部资源，可以迅速调动资源用于战争。袁绍（冀州）、袁术（扬州）、曹操（兖州、冀州）、刘备（徐州、豫州、益州）、刘表（荆州）等，都从地方起家，他们或者亲自担任，或者派心腹代理，但最终的目的都是控制一个地方的所有资源，以用于战争。东汉政权终于在这巨大的离心力之下走向崩溃。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这个现代军事的基本原理在三国时期就有着很好的反映。
三国：财政为王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束手无策。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马炎这样有心改革的人，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
曹魏时代，为了快速生产粮食，实行了大面积的屯田制度。屯田时，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
到了后来，皇帝把政府控制的屯田大批赏赐给了官僚和世族，土地上的屯户也随着土地一并转移给了他们，这些屯户就被称为佃客。这时，佃客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这些佃客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 晋武帝司马炎的土地改革，本来就是针对这些佃客的，希望通过清理户籍，让他们重新向政府缴税并服兵役。可是那些世族并不想放弃特权，而佃客也并不想隶属于国家（那意味着服兵役，甚至多缴税）。
在法律上，晋朝就把人分成了至少三个阶层：一是不需要纳税的官僚世族阶层；二是不需要纳税的“客户”阶层，也就是佃客和衣食客等；三是纳税的普通人。
在一片混乱中，这个始终没有实现好财政统一的王朝轰然瓦解。晋武帝推行的貌似完美的土地改革法案也随即被放弃，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美丽的幻象。
可以说，这是一个少数人的天堂时代，也是多数人的炼狱时代。一个有利于豪族，却对皇权和普通人不利的时代。
皇权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东晋本身就是一个客居的政权。它是在原本东吴的地盘上建立起来的，甚至连东吴的社会结构都没有理清。北方陷入了战乱，晋元帝仓皇南逃，东晋只不过是他建立的流亡政权。
白籍出现后，引起了南方原住民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人口不仅抢占他们的生存空间，还享有免役的特权。黄白籍制度成了东晋户籍争论的焦点内容。为了对付白籍人口不纳税的问题，东晋政府让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许多收税方法，对工商业、土特产都进行征税，避免由户籍和土地问题造成税收流失，也为了安抚拥有土地的黄籍人士。
这次户籍整理被称为“庚戌土断”，其核心是通过减少白籍人口，来扩大国家的税基，并解决劳役、兵役人口不足的问题。同时，将世家大族庇荫的佃客阶层都释放出来，编入国家户籍。
皇帝采纳了虞玩之建议，设立了校籍官。虽然校籍官也存在着收受贿赂的行为，可是由于有指标考核，还是有大量的虚假户籍被抓了出来。这些被抓出来的人被称为“却籍户”。 另一个叫吕文度的官员乘机又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为了给人们以警示，皇帝应该将那些却籍户充军，送到边防去接受再教育。 这项古代的“上山下乡”提议迫使大量的却籍户纷纷逃亡。而唐宇之所在的浙江一带也有大量的却籍户，他们面临着被抓走充军的风险。唐宇之决定利用这些人发动叛乱。
在南齐皇帝和他的官员看来，唐宇之的行为是荒诞的。那些弄虚作假的却籍户本来就是一群违法分子，而皇帝对于户籍的整理更是无可厚非。然而，为什么这些违法分子还会理直气壮地进行反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响应？ 原因在于，却籍户认为自己不是犯罪，而是在打碎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所谓“士族”和“庶族”的区分，就是一种落后和野蛮的制度。士族依靠出身就可以不缴税、享有特权，而普通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入那个特权圈子。那些冒籍的人虽然目的是为了获得特权，却也明显带着对这种制度的怨恨。
然而武帝却发现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巨大缺陷：当产生战争等大的开支项目时，帝国的财政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开销。他试图引入一套国有垄断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奏效了，却给帝国带来了更致命的新问题。由于垄断体系的约束，社会永远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官僚体系在参与了经济的具体运行后，社会经济变得庞杂和混乱。当权力与经济勾结时，社会的结块和硬化再次损害了帝国的财政。
当皇帝出逃时
在皇帝与藩镇间，军费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镇只是在自己的统治区里调动军队，那么军费由藩镇负担；如果藩镇的军队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离开其统治区，那么从离开的那一天起，皇帝必须支付给藩镇一笔丰厚的军事补贴，叫“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许多藩镇为了拿补贴，故意派出军队，不打仗，专门拿津贴。中央政府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花费高昂，却效果有限。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只能任由士兵怀着对财宝和劫掠的渴望，冲向了帝国的首都。
禁卫军竟然没有抵抗——他们也不愿为皇帝卖命。
攻克长安后，不知谁想到的主意，叛军走在街上喊着：“都别怕，不用担心，我们免除你们货柜税、间架税！”他们的喊话立即受到了长安市民的欢迎，这些市民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于大唐政权的忠诚，毫不犹豫就投入了叛军的怀抱。
货柜税和间架税是唐德宗发明的新税种。所谓货柜税，就是向长安的钱庄借钱，向粮商借粮。钱庄里的钱都是储户的，但皇帝决定让钱庄拿出四分之一来救济，粮商也面临着同样的政策。命令下达后，整个长安的市场一片哗然，商人们纷纷罢市抗议。而间架税则是向所有的房产收钱，每间房最高要缴纳二千文钱。
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将整个国家带往了灾难之中。“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最深刻的自责。
但对商人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事开支，皇帝必须另想办法。这时，一位叫作第五琦的官员出现了，他建议设立一个新的职务：租庸使。
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原本唐代的正式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各位官员各司其职，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需要，利用租庸使绕过了正式官员直接办事，就破坏了政治制度。从这以后，各种各样的“使”职大批出现，这都是皇帝为了避开三省六部而设立的事务性官员。到最后，政府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人手中，将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办公效率的低下，从而加剧了财政的困难。
通过发行新币，将货币贬值了六点二五倍。
初唐和盛唐时期是少有的商业开明时期，中央政府不设立国有企业，不参与盐铁的经营，只收取一定的税额。
盐铁专卖是肃宗财政聚敛中最成功的改革。在专卖之前，每斗盐只值十文钱，专卖之后涨到一百一十文，整整上涨了十一倍，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
唐代宗继位后，开始考虑帝国财政的正规化问题。
而藩镇节度使就相当于兼有观察使的监察职能、都督府的军事职能，同时还有管辖几个州的行政权。有的节度使还拥有任命下属州县官吏的权力。当军事、行政和监察权都集中于一人，这个人还拥有任命官吏的权力时，他就等同于一个小规模的皇帝了。
第三，藩镇虽然不愿将正规的税收交给中央，却又乐意为中央政府提供额外的“上贡”。这就像老板不愿意给职工涨薪水，却喜欢时不时发奖金一样。各种名目的月供、年供源源不断地送往长安。“上贡”对于藩镇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上一笔贡，藩镇都会以此为借口向民间进行一次额外的摊派，多一个名目收钱，最终民间要承受几倍的代价。
德宗首先废除了皇室一系列的奢侈消费。代宗虽然生性节俭，但因为相信佛教，在宗教支出上从来不知节省
在他父亲任上，宦官已经逐渐居于重要地位。德宗对待宦官也毫不手软。
之后，德宗皇帝撤销了不必要的朝廷食客机构，削减宫廷开支，严令中央官僚不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废除酒类专卖。
德宗时代距离玄宗盛世不过只有三四十年而已，人们太渴望社会的复兴了。
租庸调制包括三部分：地租（租）、劳役（庸）和家庭手工业品（调）。在缴纳时，是根据家庭来缴纳的。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北魏土地革命的核心是分地。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由政府分配一块土地，到他死后，由政府回收土地。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有制，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