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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比较历史性的研究内容，多数当代经济学家并不注重中国古代的一些经济制度。本人对中国古代经济史较有兴趣，便以钱穆口授书籍《中国经济史》为基本读本，简单描述一下中国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之际的经济简况。
第一章：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西周以前，由于我国最初的文化发源地在黄河的支流渭河、洛水、汾河附近，地势为高原，故多种黍稷，黍即今之北方黄米，稷即今之高粱，其具有高地耐旱性，在当时广为种植。春秋至战国，居住地的迁居，农作物渐由黍稷变为粟麦，最后，逐渐演化为稻米。
第二章：上古时期的井田制
《孟子》一书显示，孟子时期，井田制已不存在。井田制跟随封建制而来，中国封建制即是“封土建国”之意，由于西周时期有华夏与游牧之分，虽都是中国人，不过游牧是流动四方的牧民，华夏是有固定居住地的农民。故当时的封建时期也称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在西周初期，封建小城邦无法与四周王朝匹敌，认其为共主，奉为天子。同时，由于周边游牧部族侵扰，封建势力遂将游牧人驱逐至塞外或山上。
封建制下的井田是在小城圈内，即是一种小规模农业经济。封建主将土地分给佃农，公平无偏，农民亦无兼并，故无贫富之分。当时贵族均靠农民而生活，即是依赖井田制而获取公田之利。当时封建主派官吏教导农民种植，故有“私田收成不足怪官吏，公田收成不足怪人民”的说法。
后来由于赋税制度的改变，土地不再有公私之分，统一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井田制遂完全被破坏。
这不知比罗马奴隶制高到哪里去了。
第三章：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公元前770——公元前221）
农业生产由黍稷到稻麦，井田制冲破“格子线”进而封建瓦解，工商业逐渐在战国时期发展繁盛起来。春秋时期虽有商业，但当时的工商人员皆由政府所养，世袭传统，进而导致其生产有限。在现在看来，当时的子贡、陶朱等皆是国际“走私犯”。
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商业大都市，如临淄、邯郸等。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也有钱币发行，韩赵微的布币，燕齐的刀币，楚国的鬼脸钱，秦国则是之后才开始发行钱币。从春秋到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政治、学术、经济都有大变化。特别是经济，由贵族御用工商业发展到农工商兵的自由业，像煮盐、采铁、纺织、水利、捕鱼、伐木等新经济，使战国时期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但是，贫富之分也由此而来。
第四章：秦代经济（公元前221——公元前207）
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封建制度彻底崩溃，郡县制建立。秦代农工商三业并举，修水利、统一度量衡与货币，统一车轨文字，重视工商业投资，儒法并用，发展生产。当时主要的工业如冶铁、冶铜、纺织、造船、建筑等都有所发展。同时各地互通有无，贸易交换，商业开始繁盛。对于农业，土地开始兼并，或通过强力，或通过钱币，导致贫富差距，富者雇佣佃户，交租种田维生。一统六国，百废待兴，筑长城、修陵墓、建阿房、守五岭等役使农民戍卒的行为使民力日竭，赋税日重，难逃灭亡更迭。
第五章：西汉时期经济（公元前206——公元9）
西汉币制变迁：西汉以一寸立方黄金为一斤，十万钱为一金，12铢钱币为半两。西汉初期，由于秦币太重，汉文帝时期曾铸四铢钱，且此时放任铸私币，故导致钱币质量下降（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商品价格提高，社会商业动荡。汉武帝时期铸造五铢钱，通行全国，以统一货币。此时十个五铢钱为一两，稳定的货币币值，带来商业活动的稳定。当时黄金虽未明文说明是通行货币，但仍有支付使用的地方。汉代五铢钱较后代同等货币购买力为高，当时十金之家足成大富。武帝往后一百年之西汉，共铸币280亿枚，使国家财政安定富实。根据史料统计，当时官员的俸禄为：三公（大司马、大将军、丞相）6万钱/月，御史大夫4万钱/月。
西汉役赋与田租：
西汉的田租很轻，但是一家人算上算赋和口赋，负担就相当重。由此也造成工商业不景气，消费能力地下。这更让一部分缴不起的人自卖身与有钱人，为奴隶做苦工，主人代奴隶缴纳算赋。当时商人做生意要雇佣员工，奴隶可穿绸缎替主人办事，与主人共分利得。当时女奴隶妆扮比宫中宫女还要漂亮，诸多少女向往女奴隶。
西汉的经济政策：汉高祖对商人施以重税，不得衣丝乘车。孝惠帝吕后时期市井商人不得为宦。武帝更是轻视商人，以为商人剥削人民利益，且对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起不到好的效果。文景时期，新商人阶级崛起，社会奢侈恶习风行，晁错提倡重农轻商，但仍改变不了贫富差距的拉大，仕宦之路被财富人所垄断。武帝时期，实行均输制，以控制商品运销，平抑物价和增加国库收入。同时向商人征收重税，算缗钱的税项便是武帝重农轻商政策下的产物，主要内容是向商人和高利贷征收财产税，按所得或商品价值征收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三的税。同时还有算商车的税，即向有车船拉人者征税。为了避免逃税，政府还实行告缗令，鼓励百姓揭发不交税者。这一举措打击了大商人，国库收入也因而大增，中央集权也更加巩固。
西汉的盐铁业发展：因盐铁自战国起已经成为日常必须品，大盐商和大铁商生意获利极丰。汉初民间可私人铸币、冶铁、煮盐，但由于受商贾剥削，民间生活更为艰苦。虽盐铁国营专卖秦已有之，但是直到汉武帝才正式定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从盐铁中抽的得重税。武帝在28郡设盐官，40郡设铁官，由大农丞统管。盐铁专卖增加了国库收入，抑制了豪强的攫取暴利，因而也招致豪强富商的反对。桑弘羊就主张开放经济，但汉昭帝仍坚持盐铁专卖，直到章帝才废除盐铁官营而改为征税。至今2000多年来，大体上说，盐业均由政府管制，但制铁后来放松了管制。
虽说平准、均输政策是为方便人民，但是这两种政策看起来是对人民有利，其实是政府在做生意，导致奸商与官府勾结，生发弊端。对于西汉时期的鬻爵政策原是秦孝公商鞅制定，在汉朝，朝廷卖爵以充盈国库，百姓买爵以免徭役，当然也有百姓卖爵以在灾祸中自救的例子。这种行为到底是利还是弊，只是时事与政策的需要吧。
西汉时期的经济思想已经有重农轻商和自由主义的出现，一方是由晁错、董仲舒、贾谊为代表 ，一方是一司马迁为代表。两种思想引导经济政策的不断变更和适时调整，有利于国家稳定。另外，汉武帝岁雄才大略，但其在平民社会中造成了一种骄奢纵恣的资产阶级风气，其功罪颇难定论。
第六章：新朝时期的经济（公元9——23）
王莽其人，少年孤贫，恭俭勤读，38岁擢升为大司马，辅政哀帝，其政治理想开始显现。哀帝即位，即颁布“田宅奴婢限列”的规定以防止奢靡之风。哀帝无此大略，皆王莽辅政结果也。后经政变，王莽篡汉，新朝开始。
西汉末年，由于自昭、宣帝以来的休养生息，放任经济发展，导致贫富悬殊，公卿仕宦家族财富万千，骄奢淫逸，强者拥田千计，弱者无立锥之地。王莽的政治理想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酝酿，及建立新朝即针对贫富悬殊，行均田费奴婢。但是一种经济情况，必有其自然生长之过程，富者不无故而富，贫者不无故而贫，奴隶也有其生活之道，豪民亦非皆恶，此乃社会阶层之总体发展过程。故政令一出，并未始终实行，后即终止。
除此之外，王莽新朝在20年间更改币制四次，虽说豪民兼并之可恨，贫富不均之可忧，但欲消弭弊端，亦非更改币制可解决。更改币制虽可以使富民失去兼并之资，但此改牵涉民生甚广，影响极大。币制改革扰民误事，遂不成功。
王莽税制方面行五均六筦之制，“五均”是对工商业征收工商税，利用收税所得官营赊贷，使高利贷者无所牟利。“六筦”是指盐、铁、酒、名山大泽、钱布铜冶及赊贷均由国营，不准民间插手。王莽的五均六筦之制是根据传统文化经济思想而来，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真是以为政治的理想主义者。
地皇二年，群言设计五均六筦之制的大臣鲁匡使工商穷困，宜杀之慰人心。王莽遂将鲁匡免职，地皇三年取消原来一切不便于民的政策，包括井田、奴婢、五均六筦之制。而此时光武兄弟起兵之势难抵，新朝灭亡。
古代经济管理水平不及现代完善便利，经济思想不如现代多样繁杂，王莽新朝制度旨在为民，但却不知何为利，何为不利。均贫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结果万不可当作目的，经济以稳为要，改革当循序渐进，不劳民扰民。
第七章：东汉时期经济
东汉光武帝即位之后，为了稳固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宣布废除了王莽新朝的政策制度，以休养生息达到汉室中兴。当时的首要问题是土地问题，为限制豪强富民兼并土地和便于征收赋税，光武实行“度田”，清查人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数、年岁。对于反对者采取让步政策，迁徙至他地，给予田宅安排，已达到平息纷争。
东汉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田租收入，二是盐铁税收，三是卖官鬻爵收入。东汉早期田租为十分之一，后因屯田政策的成功，田租降为三十分之一。东汉针对三等肥瘠不同的土地分别收租，并且在租的基础上附加其他赋税，即田赋附加，由此而始。至于盐铁征税，东汉早期实行过短期的盐铁专卖，和帝章和二年，废除专卖，改为课税。东汉时期常有自然灾害，粮产不丰，政府禁止卖酒，也不征税。卖官鬻爵东汉较之于西汉更甚，桓灵二帝时期，宦官弄权，政治更为败坏。
东汉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军费和官员俸禄，其他还有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建校教育、赈灾抚恤等。东汉对南匈奴、西域、西羌、凉州、并州用兵，军费开支较大，人民负担加重。东汉官员冗吏较多，卖官鬻爵成风，官员舞弊猖獗，使国库无钱出俸。东汉相当注重教育，当时学校如林，所费颇多。西汉时期王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有所划分，但也有互相挪用的情形，西汉汉武帝曾挪用王室税收以作战费。但东汉则往往挪用国帑以益王室。
由于东汉对外用兵颇多，兵费极大，为坚持持久作战，采用屯田之策，其屯田政策相当成功。
两汉时期奴婢众多，工作范围广且待遇颇丰，当时的奴婢“文化”相当丰富，但此种奴婢则与罗马的奴隶差别甚大。
东汉后期，豪强世族、贵族外戚或者是富商大地主皆有独立的庄园，并称霸一方。庄园类似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集团，有家规刑法，有防御守卫。庄园内的地主与佃农常是同姓或同宗，但事实上贫富差距悬殊，这也形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东汉各行各业也得到了普遍发展。重视农业水利，使粮食增产，发展林业，注重树木的经济价值。冶铁、煮盐、漆器、铸铜、造船、制车、陶瓷等技术较前代进步。东北与西北的畜牧业兴盛，蚕桑丝织开始南移，四川、江浙地区发展兴盛。此外，汉代的酿酒和制糖业得到发展普及。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220——589）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度：曹操以农事为急务，听取羽林监颍川枣祇的屯田建议，委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于许下。同时在州郡遍置田官，贮粮于当地，以便征伐四方时食用。赤壁失败之后，曹操致力于内部经营，西进关中、平定陇右，中原得以统一，此亦得靠于屯田政策。后邓艾创出更为出色得屯田政策，使得10万兵士五年连战仍有粮吃。蜀、吴纷纷效仿。蜀地物产丰富，早期并无屯田之意，后期诸葛亮北伐才开始逐渐扩大屯田规模，直到姜维继诸葛亮遗志而刘禅投降终止。
西晋的土地制度：三国虽为乱世，但曹操、诸葛亮以及司马懿仍记得秦汉制度，天下平定后便思改制。西晋时期，屯田都尉取消，令县长主事，田还于民，使耕者有其田。当时主要有两个制度：品官占田制和户调制。品官占田即是按照官员品级占有不同面积的田地，各级官员可用占田荫其亲属，多者九族，少则三世。后来大官员占田数量甚多。户调制是由西晋政府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并规定一个确定的土地占有数，男丁占70亩，女丁占30亩，其中男丁课税50亩，女丁课税20亩，课税达十分之七。西晋户调制不出30年，天下大乱，故有其制但无其实，可能并未推行此制。
魏晋南北朝各期屯田情况：西晋借军屯灭吴。西晋时期农屯废除，由县长主事，但仍在军事战地实行军屯。东晋103载，亦多有屯田之地，此时期的屯田主要是因为局部战事以解决军粮问题。南朝期间，南宋、南齐、南梁、南陈皆有实行过屯田政策，而屯田政策又大多是战争时期粮食供给的主要策略。北朝时期北魏近200年执政期间，无论对军屯还是民屯都十分重视，成绩亦较南朝为佳。除北魏，北齐、北周亦采取屯田政策，屯田政策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军事胜败。
魏晋南北朝赋役制度：东晋赋役繁苛，税种较多，东晋农民除田租还有户调，田租普遍十取其七，加上户调的沉重，不少人故意弄残身体或削发为僧以避徭役，鳏寡不敢娶妻。此外中国田宅房契税、交易税均始于东晋。南朝宋武文二帝轻赋役。武帝刘裕掌握政权十余年，整顿赋役，减轻人民负担，以纾民困，为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武帝之子刘义符登基两年被废，三子刘义隆文帝即位，掌政三十余年，继承父志，致力农桑，奖励力田，这一段时期是南朝史上赋役最轻的一段时期。可是，文帝被太子所杀之后，一代不如一代，元嘉草草矣。南齐高武两帝政绩尚佳，以后诸帝，乏善可陈，到了末年，君主荒淫，赋役无度，无善政可言。南梁武帝废除繁重杂调，体恤民困，诚可赞矣，但晚年糊涂用事，为侯景所害。五胡十六国田租仍然是八二分乃至六四分，政前民后。到北魏时，政治逐渐走向正轨，处理赋役亦较南朝有办法。
第九章：隋代经济（公元581——618）
中国经魏晋南北朝400余年来的分崩动乱，及隋朝复告统一。隋朝历时38年，国祚虽短，但人口繁育之盛和仓廪府库之足为汉代以来第一，且开丰衣足食之世。原因为何，当如实分析。第一，隋文帝轻徭薄赋为富足之结果，富足的重要原因是中央政令的统一与社会阶级的消融。中国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的门第特权，至隋朝全部消除，整个社会处于同一平等地位，而属于同一政权管辖之下，致使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收入甚足。第二，隋文帝生活节俭，勤于吏治。隋代末年，天下储粮足五六十年。
隋代土地分配按官民等级有所不同，亦有君王特赐功臣者。隋代的赋税可分为租调、徭役和杂税三部分。租调和徭役较为合理，杂税方面无食盐税，亦免酒税，但人民需对王室纳贡。隋代炀帝时期，大兴土木，连年征战，于是加重劳役，男丁不足，征用妇女，民怨沸腾。
隋代的重要经济举措。隋代发展水利漕运，使南北畅通运输。隋文帝始建义仓和社仓，又修广通渠，方便粮食在潼关内外转运。惜文帝于荒年时，民多饥乏，竟不许赈济，诚可叹息。隋代建筑和交通运输发达。桥梁、宫殿等巧夺天工，造船工业先进，另外隋炀帝又开辟多条驰道，凿通太行，工程浩大。至于货币，文帝初年，使用五铢钱，严禁私铸，币值相对稳定。隋炀帝大兴土木，广开河渠，三征高丽，开支巨大，造成滥发货币，引起贬值，且私币滥行，使得经济崩溃。
军费巨大，劳役甚重，民生凋敝，财政不稳，社会动荡，隋堕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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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10 15: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