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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几次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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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7 11:59: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历史漫长,较早便发展出成熟的文明,同时也是世界上较早使用货币的国家。货币体系促进了社会经济,增强了中央财政。不过纵观历史,每一次的货币体系崩盘伴随的都是社会经济的紊乱和政治形势的巨变。这次就简单聊聊中国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货币贬值。
汉朝
王莽新朝
       初始元年,王莽接受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开始进行了全面社会改革——“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其中,仅币制改革就前后多达4次。
第一次币制改革
     在王莽即位前的居摄二年(7年),下讼在五铢钱之外增铸大钱(值50钱)、契刀(值500钱)、错刀(值5000钱)。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但是一枚契刀500只重16-17克,而一枚元狩五铢重约3.5-4克。在这样的换算体系下,五铢钱对契刀等于贬值为1/120,币值虚高令人咋舌,王莽以惊人的低成本掠夺了巨额社会财富。
第二次币制改革
       仅仅两年后,即位不久的建兴帝王莽又在建国元年(9年)进行第二次改革,废除五铢钱及刀币,发行“小泉直一”。改铸大、小钱。大钱仿秦半两(重12铢),值50个小钱,实际比秦半两贬值50倍;小钱重1铢,为秦半两的12分之 1;12枚小钱可铸1枚大钱,立马增值38枚小钱的价值,导致民间“小改大”私铸之风盛行。
第三次币值改革
       建国二年,王莽又该做金、银、龟、贝、布为新货币,行宝货制。“宝货制”内容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不多说,一个字——“乱”: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直接导致民心大乱,商品流通不畅,民间私自用五铢钱来交易。王莽为强行推进此次币值改革,同时加重了盗铸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恢复收孥相坐律。这项法令直接加重了西汉末年的奴隶问题。
第四次改革
        在天凤元年(14年),王莽尽废旧钱,改作货布、货泉两种。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但一货布却值二十五货泉,货币价值的比例十分不合理。这次改革,虽然较前三次币值改革通货膨胀有所下降,但不仅没有理清混乱的货币体制,反而加剧了混乱。民众拒用新朝币,商品流通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引起了经济混乱,直接加速王莽政权的财政崩溃和社会财富破产,将社会绝大多数阶层推到了对立面(感觉很像某物流集团总裁)。


                                                 (王莽新币—国宝金匮直万)
三国时期
       董卓入洛后,中央财政极度空虚,凉州方面动乱持续了几十年,加上黄巾之乱,强行迁都,对抗反董联军的大举进攻所需军费。虽然董卓洗劫了洛阳,又掘坟盗墓,但构筑郿邬后也基本不够用了。董卓为了迅速敛财聚物,废掉了以前汉武帝时的五铢钱原形并捣毁秦国时期贮藏的十二铜人,用于大量铸小钱。正因为这些小钱迅速充斥市场,带来货币的大额贬值,货币贬值后物价飞涨。很多老百姓一生积蓄不购买一旦粮食,只有易子而食,情状惨不忍睹。
       曹丕时期,曹操担任丞相,为了平抑物价,重新启用了足值的五铢钱,并广开田屯,建设水利,恢复了稳定局面。曹丕登基后,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以谷贵罢五铢钱,于是奸商们开始用水泡谷增加谷重,用薄帛来替代指定帛,骗取中间利差,市场混乱不堪,交易全是坑蒙拐骗。老百姓干脆不用这种特殊的货币,直接回去原始社会那种以几只羊兑换几头牛的等价交换的日子。曹叡登基后,太和元年(227)马上取消了谷帛为货币的政策,复五铢钱,魏国的经济终于得以好转。
        东吴时期,吴国所处地的经济状况一直都非常繁荣,孙权执政初期,民间富庶程度甚至超过了政府。为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嘉禾五年(236年),东吴便强制流通了“大泉五百”,即一枚新货币值五百枚五铢钱。据《通典食货志》记载,孙权所铸的大泉五百,直径约3厘米,重约7.8克,赤乌元年(238年),相继发行了大泉一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货币,据《通典》记载,大泉一千直径约3.2厘米,重约10.4克。即实际上只等于3.2个五铢钱的大泉一千,被强制实行兑换1000个五铢钱。到赤乌九年(246年),掠夺性的货币政策使得孙权府库充盈,钱财丰富。但是普通百姓乃至世家大族都受不了这样的剥削,市面动荡不堪。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取消了大泉货币系列。至此,再没有出现新的货币政策。但通行11年的货币政策竭泽而渔,严重透支了社会财富。使得后期东吴国库日渐枯竭,民众对东吴政权的信任度也严重下降。
宋朝
       宋朝通过发行纸币交子,政府不但瞬间拥有数倍于本金的货币购买力,而且还可以获得“纸墨费”的利润。宋神宗时,规定每届发行的交子可以使用两届。这意味着市面上流行的交子总额增大一倍,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纸币贬值。到宋徽宗时期,国家财政缺口进一步扩大,于是进行了纸币改革。停止了原先流行的交子,改为“钱引”的新纸币。朝廷拿着钱引代替铜钱给老百姓,老百姓却不能用钱引从朝廷兑换铜钱,朝廷的钱引是只出不进。由此,造成了社会上钱引越来越多,贬值得比交子还厉害。北宋末年,随着金币入侵,赋税来源减少,于是宋朝又发行了称为“会子”的纸币。从理论上来谁,宋朝政府为会子建立的发行体系是比较完善的,但随着与金国战争的持续,滥发钞票,钞票贬值的闹剧又一次上演。政府为了稳定金融,曾多次拿出库存中的金银铜铁,将贬值的旧会子以一定比率回收,政府勉强规避纸币全盘崩溃的风险。不过到了宋朝嘉定年奖,会子已经贬损得被大多数老百姓拒绝接受了,国家法定货币变成废纸。
明朝
       洪武八年(1375)明朝政府发行宝钞,与铜钱兼行,同时禁止民间以“金银物货”交易。但是与宋元相比,大明宝钞更快地陷入滥发贬值的恶性循环,信用持续下跌。为维持这一财政工具,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下诏禁用铜钱,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在洪武、永乐朝的高压政策下,贬值的宝钞(从十文到一贯共六等)尚能在小额交易支付中替代铜钱。但大额交易中仍有白银流通,因此洪武三十三年(1400)、永乐元年(1403)、永乐十七年(1419)、洪熙元年(1425)多次重申金银或白银禁令。至宣德年间,虽屡经整顿挽救,宝钞却仍旧大有难以为继之势,政府继续严禁金银,但"驰布帛米麦交易之禁"。至此,从官方层面铜钱的流通应已复苏,因为宣德八至九年(1433-1434)曾铸造宣德通宝。在中国四百多年来政府推行纸币的历史在明正统年间落幕。明英宗即位,开钱禁,同时不再厉行银禁,正统时各地多有赋税折银的规定。禁令既然放松,民间自然不肯用钞。景泰元年(1450),宝钞局停止造钞.此后,大明宝钞变成货币幽灵,仅用于某些政府支付项目和个别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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