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史：第5章“两宋的货币”

谢松荣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①北宋初年的币值
研究两宋的币值，有一点应当注意，就是波动的局部性。特别是北宋。中国因为国土广大，交通不便，本来各朝的币制和币值的变动都有地方性，各地的情形，不一定相同。这种隔离性，自五代以后更加厉害了。政治上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币制上俨然许多独立的单位，差不多和春秋战国时一样。许多区域有其独特的通货，尤其是两淮和四川，它们的钱不许出界，外面的钱也不许入境。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候一个地方通货贬值，别的地方却不受影响。例如太宗时四川的铁钱，因发行过多，一匹罗要两万钱。在真宗咸平五年七月还特别增加川陕的官俸钱。可是在整个国家看来，那时币值还算稳定。如真宗时四川行大小铁钱，张咏以三百五十文小铁钱一斗的价格粜米，百年后还有人称颂他的德政。而淮蔡间麦子每斗十钱，粳米每斛两百！
北宋初年的币值问题，主要是铁钱问题，而铁钱问题，主要是四川的问题。四川用铁钱有很久的历史，远的不谈，后蜀孟昶的广政通宝，是四川正式用铁钱的开始。从那时起，四川就一直用铁钱。陕西、河东等地使用铁钱，也是受了四川的影响，然而后蜀的铁钱铸得不多，没有发生贬值的现象。到宋初铸额突然增加，才不能同铜钱维持平价，因而铜钱就被驱逐，使四川成为一个专用铁钱的地区。后蜀每年铸造铁钱的数目，不得而知，但宋初在益、邛、嘉、眉（或为雅州之误）四州，每年就铸造了五十多万贯的铁钱。这数目即使是铜钱，也不能算少，而铁钱乃是一种价值符号，当局原想用来和铜钱平价流通的，等于一种信用货币；在数量上既不加限制，又不能维持兑现，所以它的价值就维持不住了。铁钱对铜钱的比价，原是一对一，乾德四年由一点一比一降为五比一，太平兴国年间变成十比一，甚至低到过十四比一。大概两万钱一匹的罗价就是这时候的事。据说淳化五年当局规定十比一。李顺起义，各监都停铸，那是淳化四、五年间的事。李顺失败后，虽然恢复鼓铸，但数额逐渐减少，到大中祥符七年以后，每年只铸造二十一万贯，皇祐年间又增为二十七万贯，嘉祐元年又减少十几万贯，四年嘉、邛二州停铸十年，每年只有兴州铸三万贯。铁钱的价值大概没有再向下跌。熙宁、元丰年间，铁钱的铸造又有增加，但熙宁末年四川的嘉、邛、兴三州的铸额每年不过二十三万六千多贯，元丰年间不过十三万九千多贯，远比不上宋初。所以元丰二年利州路银铁钱的比价是一点五比一到二比一，因当时开支的弥补主要靠发行交子，铁钱已不是重要的工具了。
北宋最重要的一次贬值，是同西夏元昊的战争引起来的。仁宗宝元二年正月，元昊表请称帝，十二月便同北宋打起来。本来北宋并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和平，尤其是边境上，总是很紧张的。乾兴元年十二月已有人报告，说“商旅往来，边食常艰，物价腾涌，匹帛金银，比旧价倍；斛食粮草，所在涌贵”。天圣五年金价每两上涨一贯。当时农民多被征去当兵，不但生产减少，而且灾害也会增加。对西夏战事一发生，财政上自然更加困难。所以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底就铸造当十钱来助边费。庆历元年九月元昊侵陷丰州等地，所以又命河东铸大铁钱；十一月令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三百万缗充陕军费。五年又铸当十的庆历重宝铜钱和铁钱。当十铜钱不到两钱重，等于减重成五分之一以下。铁钱的铸造，溢利更大，尤其是当十铁钱，铸造成本不到十分之一。宋朝历代都铸铁钱，但数目不多，而康定、庆历间铸造的数目却比较多[2]，价值很低，使铜钱隐匿，或被销毁改铸恶钱，物价自然腾贵。甚至连小铁钱也可能被销镕改铸，因为史书都提到庆历小铁钱，而且似乎铸得很多，却没有留传下来。而大铁钱则不难见到，如果不是史书记载错误，就是被人销镕改铸大钱。庆历八年停铸铁钱，将大铜钱改为一当三。
②熙丰年间的币值
在熙宁、元丰年间，物价没有大的波动，因为各地常有丰收的报告。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京师米价每斗虽要百钱，但外郡只要四十钱，河朔则七八十钱。三年陕西大旱，四年每斗一百文足，但陈米每斗七十五文。五年八十文。六年汴京方面自七十五文到一百零五文。七年自八十五文到一百五十文。八年自八十文到一百文，产米区每斗只要五十文。元丰二年乡村一斗米卖二十文。七年京西麦价每斗不过三十，陕西四十。元祐年间，物价仍然很低。元年（公元1086年）每斗米四五十文，最低仅三二十文。四年浙西水旱，杭州每斗由六十文足涨到九十五文足，因当局宽减上供额，次年又跌回六七十文。五年苏湖杭秀一带灾荒，苏州每斗自六十七文足涨到九十五文足，浙西涨到一百文足。六年淮南宿亳等地灾伤，每斗涨到七十七文，江东七十文。四川米价在元祐年间每斗为六七十文或七八十文。
第一，史书中所载铸钱数额，不能代表当时通货的实际供给量和流通量。书中的数字，只是官方的数字，私铸不在内。盛唐时，私铸非常厉害，而且因官钱太少，有此需要，所以当政府收回恶钱时，商民反而觉得不便。而北宋的私铸问题除了对西夏战争期间以外，并不严重。就是在对西夏战争期间，似乎也没有唐代那样猖獗。至于熙宁、元丰间，则因官方铸造数额多，不但没有发生私铸的问题，反而盛行私销，即销钱为器。所以唐宋间通货流通数量的差异，并不如史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大。
第二，熙丰间，王安石的免役法把通货集中国库，冲销了一部分通货的作用。免役法包括免役钱、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免役钱是劳役的货币化，其作用应当同杨炎的两税法差不多。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则和西汉的算赋相像，这些都使货币流进国库。单就免役宽剩钱一项来说，熙宁十年吕陶报告四川彭州四县在四年间便积了四万八千七百多贯，他计算全国应当有六七百万贯在官库里。元祐元年苏轼说自取宽剩钱以来，十六七年间已有三千多万贯积而不用。所以熙丰年间钱币虽然铸造得多，但实际流通数却没有那样多；有些钱铸造后根本没有发行出来流通。例如熙宁间各州的折二钱积存很多，到崇宁时才用来改铸当十钱。因此不但没有发生通货过多的现象，反而产生通货紧缩的现象，即当时人所谓的钱荒。关于钱荒的原因，有些人认为是役钱的收敛，另外一些人则说是钱币的外流。
第三，熙丰间铜钱输往外国的数目，远超过唐代。唐代铜钱的外流，只有文化上的意义，没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数量实在不多。到了宋代就不同了。朝廷常常把铜钱赠给外国使节，虽然这些铜钱多被用来购置商品或金银，很少带回去，可是有些国家，使用中国铜钱，这种国家的使节，不但把赠给的铜钱带回去，而且还多方设法私运出境。本来中国是不许铜钱出境的，偷运一贯就处死罪。熙宁七年解除此禁，于是“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据说沿边州军对于铜钱出境，只论贯收税，这是造成当时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需要中国铜钱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日本。他们自铸的皇朝十二钱，不大成功。公元958年发行最后的乾元大宝以后，失去人民的信任，不再鼓铸而靠输入中国钱。越南是在北宋开始铸钱的，大概也输入中国钱。南洋使用中国钱，大概也是在这时候酝酿起来的，因为近年爪哇日惹发掘的几十枚中国钱中，除两枚开元钱外，全是北宋钱，而以元丰钱为最多。
第四，宋代的货币经济远较盛唐发达。唐代在两税法施行以前，自然经济的成分很浓厚，许多地方不用钱而用绢帛。宋代的交易支付，多用钱币。而且宋代国内外贸易更为发达，也需要更多的通货。上面所说的运钱出境，一大部分就是对外贸易的结果，甚至因此许多人反对对外贸易。国内商业也很发达，尤其是都市中的商业，比唐代要发达。唐代都市的商业，多集中于几个市，如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到了宋朝，都市里到处可以开店做买卖。又唐代都市除南方的扬州等地外，多禁止夜市，日午开市，日落以前即闭市，宋代都市如汴京就有夜市。
第五，宋代通行短陌制度，称为省陌，名为一千文的，实际上只付七百七十文或七百七十文以下。所以铸钱数和各种物价要打一折扣才能同盛唐物价比较，盛唐是用足钱的。但宋代的省陌制度，和两晋、南北朝以及唐五代不同，它不是由于钱币缺乏，而是由于民间的习惯，已变成一种制度了。
第六，宋石大于唐石十分之一强。所以宋代的粮食价格，即折合成实钱，也还要打一折扣才能同唐代比较。
如果假定宋代的米价，除注明为足陌的以外，全部以七十七陌为标准，将其折合成足钱，那么北宋最初的一百三十年，即10世纪的70年代起到11世纪底，每石平均约值三百四十六文，折成公石，则每石值五百二十文。在西夏战争前的六七十年间，每公石米只合二百五十三文，盛唐（8世纪前半）要三百三十六文。不过盛唐的数字，不是实际上记录的平均数字，而是根据记录的数字估定的一个正常米价。如果根据开元、天宝间记录的米价来平均，则每公石只要一百三十六文。北宋的这一数字则是各种记录的平均数字，那些记录也大多数是丰年的记录，正常米价应当要高百分之五十到一倍。无论如何，比盛唐的米价应当要高。西夏战争以后的米价记录，比较能代表正常价格。11世纪后半每公石合八百七十五文。所以北宋百多年间米价约上涨一倍。
③崇观年间币值的下跌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得势。这年辰沅（湖南）徭人起义，十二月便铸当五钱。次年又有安化蛮人起义。于是又铸当十的崇宁重宝钱。除陕西、河东、四川等铁钱地区以外，都令通行。三年废止小平钱和当五钱，专用当十钱。连熙宁以来所积压的折二钱，也改铸为折十钱。这种大钱发行后，民间生出许多纷扰，甚至有拿钱买不到东西的。因为无论从重量上来说，或从含铜的成分上来讲，一枚大钱都比不上天禧小平钱的三枚，每枚只有三钱重，含铜还不够六成，贬值成三分之一以下。结果钱分两等，市有二价，发生盗铸。苏州章綖盗铸到几千万缗之多，至兴大狱。私铸的钱，重量自然不到三钱。小平钱多被人销镕改铸，后因物价上涨，乃令东南改为当五；然而仍有私铸，乃再改为当三。这大概是崇宁四年的事。
蔡京在铸崇宁当十钱之后，又铸所谓夹锡钱，是一种铜锡合金，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四斤，白锡二斤，每枚不到三钱重，当铜钱二枚。这是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事，本来限陕西使用，但有人提议通用于全国，蔡京以为对，刚好他又下台，所以终未通用。到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恢复宰相职位后，改铸当五的夹锡铁钱。陕西一向只用铁钱，所以初见夹锡钱，倒反看得重。只因成色越来越低，有时要七八文夹锡钱才抵得一个铜钱，和铁钱差不多。这使物价上涨几倍。三年蔡京再下台，曾废止东南所铸的夹锡钱。次年连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的夹锡钱也废用，但陕西仍以夹锡钱和大铁钱并用，都作折二。于是东南的夹锡钱，全运到陕西去，结果跌成二十文当一文用。政和二年蔡京又得政，又请复用夹锡，于是各路铜钱监鼓铸夹锡的政和通宝钱。夹锡乃表示一种成色，钱文仍用当时的年号，但因废了又用，用了又废，人民也常常拒用，则以法惩，闹了几年，纷纷扰扰，连徽宗自己也说：夹锡钱之患，甚于当十钱。到重和年间关中还有铸造使用。
总之，崇宁大观以后，物价更加上涨。崇宁初鄯廊在特殊情形下，米价每斗到过三四贯足。绢价在建中靖国元年每匹要一贯四五百文足，大观二年徽宗曾亲批“方今绢价倍高”的字句。连京师的房租也加倍。政和初（公元1111年）“诸路绸绢布帛比价高数倍”。政和二年米的市价是每斗一百二十文。宣和四年，榷货务说米价比熙宁元丰以前高四倍。熙宁二年的米价，外郡是每石四百，京师一千，八年政府曾以八百一石的价格粜给人民。宣和四年每石是二千五百到三千。七年底每石要一万。这些还是钱价，如果折成纸币价格，更不知要高若干倍了。因为大观元年陕西、河东等几路的引价只值五十至七十文，成都也只值得二三百文，而民间交易，十千以上，一半用现钱，一半用钱引。
④金人进军中原所引起的通货膨胀
金人于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发动攻势后，势如破竹。宋兵看见金兵便回头跑。宣和六年的东京，还是“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但不久就落在敌人的手中了。米价涨到每斗三千文，猪肉一斤六千，羊肉八千，驴肉二千，一只老鼠也要几百个钱。建炎三年一斗米曾涨到四五万文。由于金人勒索金银，金银隐匿，价格涨得更快。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金人围城，当局要同金人议和，须用金银币帛来犒赏，对金银的需要更是迫切，乃下令叫民间将金银按官价卖给政府，黄金每两二十贯，白银每两一贯五百文。十二月十九日当局用茶盐钞来收兑金银，黄金每两准三十贯，白银每两二贯三百文。靖康二年正月十三日，官方又提高金银的收购价格，金每两三十五贯，银每两二贯五百文省。
南渡以后，不但中原陕右都叫金人占据了，就是长江以南的江西、浙江、湖南也受到蹂躏。大批人民逃难到南方来，而许多铜钱却遗留在汴京带不出来。江南的铸炉，因战祸而荒废。所以小平钱的购买力很高，而物价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越州糯米一斗八百，粳米四百。这价钱比起北宋来虽高得多，但在南宋要算低的。南宋政府第一步是想恢复铸钱，但因为铜铁铅锡的供应减少，绍兴初每年只能铸十万缗，反花了二十万成本，常至于罢铸。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收敛民间的铜器，所铸也不过四十万缗，大概大部分是大钱。十三年为十万缗，二十七年十五万缗。以这一点数目，如何能给养那许多士兵来保卫那半壁江山？战后四方的贡赋，也不按时缴送，虽然定出各种各样的税钱，也不能应付局面，只好取给于纸币了。
绍兴初（公元1131年）就在东南发行关子，关子本来是一种汇票的性质，因屯兵婺州，运钱不便，叫商人在婺州出钱领关子，到杭州兑现。但不到几年，政府没有钱兑现，有时只能兑到六七成，商人不愿意领关子，地方政府竟加以抑配。六年曾发行交子一百五十万，因没有现金准备，人民不加信任。后来改为关子。
应当指出，南宋初年，东南一带主要还不靠纸币，纸币流通的重心是四川。东南一带是以金属钱币为主。建炎绍兴年间，钱制是相当混乱的，建炎钱自小平、折二、折三到当十，小平的板别很多。绍兴钱也有小平、折二和折三，有通宝和元宝。而且有私铸，据说江西州县，多用私钱，民间到处都销镕官钱改铸。改铸的大概以折二钱为多，因为有些绍兴元宝折二钱窳薄不精，大小同小平钱差不多。
⑤南宋会子的膨胀
在金人进攻之前，南宋已采用了一种新的纸币会子。会子在那时也不是一个新名词，绍兴七年吴玠就在陕西河池发行过银会子，不过东南大规模地使用纸币，却是自发行会子开始。应付金人的战争，自然也大部分靠会子。
会子的流通范围，起初限于两浙，后来扩大到两淮、湖北、京西等区域去。除了盐本用钱以外，其余各种用途，差不多都可以用会子。
会子的发行，起初似乎没有一定的限额。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正月度支郎中唐瑑说自绍兴三十一年到乾道二年七月那五年间，总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多万道，一道即一贯。到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止，共发行过一千五百六十几万道。而实际流通额只有九百八十万。三年正月六日尚有八百多万贯在流通中，每月只收兑六七十万。
乾道二年政府便觉得发行太多，又以一百万两白银来收兑。隆兴二年当局粜米每升还只作二十五文省。可是乾道初，米价有卖到五六百钱一斗的。三年又出内库银二百万两换钱收会子焚弃。四年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这已是北宋交子界额的八倍以上。当时米价每石二贯五百文。九年会子每贯只值得铜钱六百文足钱。
然而在战争状态之下，会子的膨胀是难免的。淳熙初，会子的流通额就有两千两百多万，购买力下跌，政府不得不用金银铜钱等全数收回。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让第三界第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这就是正式让发行额加倍。不过人民收到会子，便用纳税的方式送回国库。当时户部岁收一千二百万贯中，一半是会子。同时当局又用金银收回四百万，所以实际流通数，只超过界额两百万。十二年临安会子一贯，只值钱七百五十文。到了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第七第八两界会子又展限三年。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索性把每界的发行数增为三千万，等于乾道四年的三倍。而且伪造的很多。于是一贯跌成六百二十文。当局虽想维持每贯合钱七百七十文的比价，但不大成功。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发行既多，政府赋税收入也增加：淳熙末就有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等于南宋初的六七倍。史家或加以夸耀，或替人民忧虑，其实这是通货膨胀时应有的现象。
会子并不是全国性的货币，就是在南宋治下，也不是全用会子。单是四川的钱引，在绍兴末已积至四千多万。后来因战事关系，屡有增发，到宁宗嘉泰末（公元1204年），两界发行到五千三百多万缗，三界合计共约八千万缗，等于天圣时的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缗直不得四百个钱，后来跌到百钱。湖北会子在淳熙十一年也以两界同时流通，共五百四十万缗。此外，还有两淮会子，为数当也不少。兴元府的铁钱会子每两年印发两百零四万缗，共折川引四十万缗。银会子自绍兴十七年再发以来，改为两年一换。乾道四年增加发行额三万钱。后来发行到六十一万钱，共折川引十五万缗。
纸币增发引起硬币的减少或隐匿，或被人销镕，或流往国外。
两宋的纸币，因为采用分界发行的办法，所以从物价上，看不出通货膨胀的真相来。且以末期的会子为例，在嘉定二年的时候，因为十六界的旧会子跌价，曾以一对二的比率用新会子去收回来；后来十七界会子再跌价，在收换时，以十八界会子一贯当十七界会子五贯。这时以十八界会子所计算的物价，可能同正常的物价水平接近。但后来又跌价了，乃以铜钱关子一贯抵十八界会子三贯。假定米价一石值得铜钱关子一贯，看来物价并不高。其实这就等于十八界会子的三贯，十七界会子的十五贯，嘉定时会子的三十贯，越推上去，才越晓得物价上涨得厉害。再以纸币的钱价来说：铜钱关子一贯合现钱七百七十文，十八界会子合二百五十七文，十七界会子五十一文；则嘉定时的旧会子一贯只合铜钱二十五文，如果推到第一界去，恐怕一贯会子不能值一文。所以分界发行的办法，对于物价的上涨，有掩蔽的作用。因此南宋虽然通货膨胀了几十百年，却没有惊人的物价数字。只有时人才晓得人民的疾苦。
至于南宋纸币到底膨胀到多少倍呢？这因为各界收换的比率，不见有详尽的记载，所以无法知道。不过单就已经有的一点资料，也可以看出膨胀的倍数不小。当蒙古人于公元1276年占据江南的时候，是用中统钞来收回旧钞，书中所说的是会子实际上应当就是贾似道的现钱关子。当时收回的比率是中统钞一贯合旧钞五十贯。这也就是说现钱关子要一百贯才值得白银一两。再从关子推算上去，则十六界会子要二千二百五十贯才值得中统钞一贯，或四千五百贯合白银一两。如果从第一界会子算起，不知是多少万倍了。
⑥白银的购买力
两宋的物价，是以铜铁钱表示；南宋夹用纸币。白银只作大数目的支付，不用来表示物价；南宋流通银会子的区域可能是例外。乾道九年曾有用银支付铜价的事例，四斤铜付一两白银，但在全国看来，民间的日常交易，不用白银；所以不能说是十足的货币。只有租税的折纳，往往用银，银价的记录也比任何前代要多。
宋代因为铜铁钱的购买力逐渐降低，纸币更是膨胀得厉害，所以用钱钞计算的银价，也有上涨的趋势。宋初每两大概千文上下，后来涨成每两三千多文。
白银的购买力，虽然比钱文稳定，但其减低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种降低，应当是由于白银的跌价。白银的数量也增加了：一方面是由于本国生产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国白银的流入或本国白银外流的减少。唐代产银，每年不过一二万两。北宋产额大增：至道末十四万五千多两，天禧末八十八万三千余两，皇祐中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元丰元年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据说最高到过一千八百六十多万两。南渡以后，银矿停闭很多，生产困难，而且金银铜钱外流，所以白银的购买力，没有再向下跌。
北宋产银的地方很多，将近有三十州。其中以信州（江西）为最多，每年到过十万两以上。其余如虢州、陇州、南剑州、潭州等地，年产都到过几万两。
黄金对钱文的价格，在宋代特别高。唐末每两到过八千文，宋初涨到过一万，接着一度下跌，咸平年间跌到五千（见表5-15）。大概因此有人运金出境。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就问到为什么京城金银涨价。有人说是回鹘人收买运往外国，也有人说是由于国内的浪费。仁宗以后，大概金价涨得比银价快。天圣五年金价每两上涨一贯，银价似乎不动。广南金价每两只要八千八百文，那是产金地的收购价格，比一般价格要便宜，不能用作标准。明道二年当局下诏，册宝法物，凡用金的都改用银，而以金涂之。大观三年将当十钱改作当三，曾引起抢购黄金的风潮，金价一定上涨。
因为钱文和白银的购买力都有减退的倾向，而以钱文和白银计算的金价则上涨，所以黄金的购买力最为稳定。如果我们假定10世纪后半和11世纪前半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六点二五，11世纪后半为一比八，12世纪前半为一比十三，后半和13世纪前半为一比十二，则黄金对米的购买力，在三百年间，降低百分之六十多（见表5-17）。至于绢价，若以黄金计算，则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有下跌，即每匹由10世纪后半的二钱跌为12世纪后半的一钱三分。不过绢价的资料更加缺乏，尤其是在10世纪后半，只有三种价格，而且相差很大，每匹自六百到一千八百，所以不适于用来同十一二世纪比较。